意图统治世界者必须了解世界

宽容就如同自由。

只是乞求是得不到的。只有永远保持警惕才能保住它。

，美国成为第一个宗教和政治明确分离的国家，成为第一个公职候选人接受任命时不用出示主日毕业证的国家，在法律上成为第一个人民可以随意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国家。

只要传授宗教的人是正直的，过着正派和遵纪守法的生活，那么所有的宗教就都是好的，因此所有的信念都必须享有同等权利，政府不许干涉宗教事务，只需充当警察的角色，维持不同宗派之间的和平就够了

朱利安被抬进了坟墓，基督教的主教们终于可以自诩为帝国名符其实的统治者了。他们立即开始扫荡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每个角落，摧毁一切反对势力。

在瓦林廷尼安和瓦林斯兄弟当政的三六四至三七八年，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任何罗马人为旧天神祭祀牲畜。这等于剥夺了异教教士的收入，他们必须改行另谋出路才行。

不过这些规定还算是轻的。狄奥多斯皇帝颁布的法律不只是让所有臣民都接受基督教义，而且还必须接受“天主教”的形式；他自己俨然成为天主教的庇护者，使天主教垄断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法律颁布以后，所有坚持“错误观点”的人，所有抱住“愚蠢的异端邪说”不放的人，所有继续忠实于“可耻教义”的人，全都要自食拒不执行法律的恶果，被[...]

在十三、十四和十五世纪中，南欧和西欧布满了这些居心歹毒的私人暗探。

他们的谋生方式是靠告发那些据说抨击了教会或对教义中的某几点持怀疑态度的人。

如果周围没有异端邪说者，暗探就要人为地制造出几个。

他心里有数，被告不论多么清白无辜，在严刑拷打下也会承认罪名。他丝毫不会担风险，可以无止境地从事这个职业。

许多科学家抗议说，他们在内心里是上帝虔诚的儿子。不过正牌的基督徒都更明确地认为，一个人如果真心诚意地主张要热爱和忠诚于信仰，就不会知道得那么多，也不会有那么多书。

有一本书就足够了。

这本书就是《圣经》，里面的每个字、每个逗号、每个冒号和每个感叹号都是由受到神示的人写下的。

不过，有些人对知识的渴望是无法压抑的，积蓄已久的精力必须有发泄的地方才行。结果，求知与压制的矛盾冲突导致产生了另一株弱小乏味的智力幼苗，人们后来称它为“经院学派”。

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对文字的审查随之成为教士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某些书是绝对禁止的。还有些书则被称为“危险品”，并有警告说，阅读这类书的人都要冒身家性命的危险。作者在出版作品之前，最好还是先获得当局的批准，以保平安，这形成了一种制度，作者的手稿必须送当地主教审批。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两项运动，都宣称追求同一个目的。不过它们为达到最终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却截然不同，以致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双方经常互怀敌意。

在中世纪，有一座包罗万象的精神和智力的监狱。

新教徒的造反摧毁了旧的建筑，并用现成的材料建立起自己的监狱。

一五一七年以后，出现了两座地牢，一座专为天主教徒，另一座是为新教徒。

教会实际上是这个古老帝国版图上的精神继承人，它的生存全是靠最恭顺的臣民的绝对服从，因而它被迫走向镇压与凶残的极端，致使许多人宁可忍受土耳其人的残酷，也不愿意要基督教的慈悲。

我们一旦认清了这个事实，马上就有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人们在没有恐怖笼罩的时候，是很倾向于正直和正义的。

我重复一遍，恐怖是所有不宽容的起因。

在一个吃人的部落里，谁的癖性要是会激怒上帝，给整个村庄带来灾难，部落就不会容忍他，会把他野蛮地赶到荒野。

在希腊联邦里，谁要是胆敢向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提出疑问，他就不可以在这个神圣的国度里久居，在一次可悲的不宽容爆发中，这位滋事的哲学家会被仁慈地判处饮一杯毒药，以此丧命。

古罗马如果允许几个无恶意的狂热者去践踏自从罗慕路斯以来就不可缺少的某些法律，那它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因而它只得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做不宽容的事情，而这一点与它的传统的自由政策恰好背道而驰。

教会实际上是这个古老帝国版图上的精神继承人，它的生存全是靠最恭顺的臣民的绝对服从，因而它被迫走向镇压与凶残的极端，致使许多人宁可忍受土耳其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