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就像你的大学时代是在图书馆和网吧里度过的一样,那是二十一世纪初吧,那就是你的青春最香甜最腐烂的年代。我呢,恰好香甜腐烂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我想,带着果子的香味而腐烂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多么明媚,多么鲜艳。
在这个故事的开始,我模仿杜拉斯的《情人》说:该怎么说呢,那年我才十九岁。或者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说:很多年以后,路小路坐在马路上,想起自己刚进工厂的时候……
我想,我要用这种口气来对你讲故事,像面对一个睽违多年的情人。我又想,如果这些故事在我三十岁的时候还无处倾诉,它就会像一扇黑暗中的门,无声地关上。那些被经历过的时间,因此就会平静而深情地腐烂掉。
我对张小尹说,我二十岁那[...]
小时候写作文,老师让我描述戴城,我就说它位于上海和南京之间,这里的人都有几个上海亲戚。也有一部分苏北亲戚。上海亲戚可以托他们买缝纫机和呢子大衣,苏北亲戚带来的则是咸鸭蛋。我这么写作文,老师很不满意,认为我思路混乱,把戴城描写得很猥琐。
我的老师说,戴城是一座伟大的城,它建造于伟大的春秋战国时代。有一天,一个国王带着他的宠妃跑到这里来,站在山丘上,眺望天下。宠妃指着远处河汊纵横的一块平地,对国王说,她要在这里造一座城。后来,国王派遣了许多奴隶,许多军队,许多天才的设计师,将这座城造了起来。这里有宽阔而宏伟的城楼,婉约动人的小桥,环绕城市的护城河,以及幽谧古朴的园林。他和宠妃就住在这城的中心,有时[...]
那时候所有人都说,小噘嘴太倒霉了,假如她没骑自行车,假如民工把盖子盖上,假如她不是那么娇小,假如这是冬天(冬天沸水会冒出热气)。假如假如,人生没有假如。
她掉进去以后,大声惨叫,有几个过路的师傅把她从水里捞了上来。上来之后已经完全不像样子了。有人告诉我:“脸上没事,但胸口以下全完了。”我看着那个黑沉沉的井口,假如它是一根烟囱,我会用锤子砸了它,但它是个窨井,它深陷于地表,我除了拿一堆土去填平它,别无办法。我无法发泄我的仇恨。后来我用脚把窨井盖子踢到它本该在的位置上,我骑上自行车去小李家报信。
有关小噘嘴的事情,厂里最终是这么判定的:她在生产区骑自行车,所以这起工伤的责任由她自己承担。厂里没有赔[...]
她说完这些,又说,她不怕地震,不怕自己毫无理由地去死。她说她比我更像个亡命之徒,只是别人不知道。然后她抱住我,风从窗口猛烈地吹入。吹在我的背上,也吹在她的腿上。我感到她身上起了一层寒栗,像是死亡从她的身体中走过。我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发出一声轻唤,向我拱起上身,好像一条缓慢地跃出水面的海豚。她的双腿用力夹住我的腰,这次我不再感觉到自己是个被夹住的老鼠,而是一艘顺流而下的船,她的腿是岸。 后来她说,换个位置。我就躺平在床上,让她覆盖我,这时她仰起身体,紧闭双眼,笔直地伸出一只手来,她的手指也像树枝一样紧绷着。我看到天花板上霉点,在她头上,作为一种背景被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子里。
我在她身下颠着她,[...]
医务室在二楼走廊的尽头,去那里,必须经过工会,经过团支部,经过图书馆,经过计生办。
下午,我坐在一辆卡车后面,十来个青工哐哐地敲锣打鼓,车子一直开到了医院门口。那时候退休都这样,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这就是说,在锣鼓声中,你一生的雄绩伟业都结束了,即使是老牛逼,曾经打过车间主任,调戏过姿色阿姨,也只能接受这种事实,从此做一个天天打麻将的糟老头,一直到死为止。
那天我没有敲锣,工会干部让我捧着一个镜框,里面是老牛逼光荣退休的证书,像是一张奖状。我捧着它走进医院,仿佛是捧着老牛逼的遗像。别人都很喜庆,惟独我神色哀恸。假如我的内心也是一个世界,老牛逼就是这么死在了我的世界中。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正是他六十周岁的生日。
厂门口那座桥,每天早上会成为菜市场,郊区的菜农挑着蔬菜到这里来摆摊,挤得满满登登的。
结果下班铃声响了,大家跳上自行车一溜烟都消失了。
我那时候是学徒,只有学徒工资,但我知道化工厂的正式职工,每个月都有安全奖金,大概每人二十块钱,要是有人出了事故,死了残了,或是厂里火灾爆炸,全厂工人的安全奖金就会扣掉。所以说,在工厂里,闹出工伤是一件不会被人同情的事情,别人会追在屁股后面说,二十块钱没啦。当然,死掉了就不会有这个麻烦了,别人最多诅咒他下辈子投胎做个猪,二十块钱就当大家凑份子给他买棺材吧。
“你是厂医啊。”
“对啊,有问题吗?”
那时候工厂里偷窃成风,保卫科突击抓盗窃,办法很简单:下班时间在厂门口搜包。也没什么人权不人权的,扒裤子是侵犯人权,搜个包算得上什么?结果一下子抓出了几十个盗窃犯。有人偷铁块,有人偷纱手套,有人偷煤块,还有人长年累月偷工地上的水泥,每天装一饭盒的水泥回家,再在包里揣一块红砖,这么顺手牵羊地干上三年。家里就可以重新翻修房子。最离谱的是歪卵师傅,从他包里搜出来的加工零件,全都经刨床刨过,并且全都是朝左边歪过去的次品。原来歪卵每天下班前都把自己做出来的次品藏在包里,带回家去,难怪他一年H{多少次品,厂里根本算不清楚。他把次品卖到废品收购站。还能捞点小外快。
九二年抓盗窃、保生产,最后抓出一个大蛀虫,这[...]
上班时间摆车摊属于旷工行为,抓住了就是处分,像我这种小学徒连受处分的待遇都没有,直接可以开除。
九二年的时候厂里派了几个干部到钳T班来,说是要考我的技术,评职称。钳工的最低级别是二级,再往上是四级,最高八级。
这样的农民工在厂里被称为“起重工”,这种强体力劳动正式工都不肯干,就找郊区的农民来干。后来郊区的农民也不干了,就找县里的农民来做,再后来,县里的农民也找不到了,厂里的起重工全都成了外省民工。
看守泵房的工作,就像医院里的护士,只能由女的来做,这是厂里不成文的条例。假如由一个男的去干这个,大家就会怀疑他是个残疾。
泵房都在生产区,不起眼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工作间,总共不过四个平方的空间,放着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门电话,没有拨号键。这种电话机无法打外线,只能通过总机呼叫厂里的某个分机。另外还有几张报表,填写每个水泵的运转状况。水泵就在工作问外面,水泵要是坏了,阿姨们一个电话挂到机修车间,机修车间的调度员再把电话挂到钳工班,这时候,我的工作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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