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下午回家，心里好不如意，坐在窗前，禁不住地怜悯起自己来。

窗棂间爬着一溜紫藤，隔春青纱和我对坐着，在微凉的秋风里和我互诉哀愁。

事情总是这样的，你总得不到你所渴望的公平。你努力了，可是并不成功，因为掌握你成功的是别人，而不是你自己。我也许并不希罕那份成功，可是，心里总不免有一份受愚的感觉。就好像小时候，你站在糖食店的门口的，那里有一份抽奖的牌子，你的眼睛望着那最大最漂亮的奖品，可是你总抽不着，你袋子里的镍市空了，可是那份希望仍然高高的悬着。直到有一天，你忽然发现，事实上根本没有那份奖品，那些藏在一排红纸后面的签全是些空白的或者是近于空白的小奖。

那串紫藤这些日子以来美得有些神奇，秋天里的花[...]

校车反正是每天都要坐的，而坐车看书也是每天例有的习惯，有一天，车过中山北路，劈头栽下一片叶子竟把手里的宋诗打得有了声音，多么令人惊异的断句法。

原来是通风窗里掉下来的，也不知是刚刚新落的叶子，还是某棵树上的叶子在某时候某地方，偶然憩在偶过的车顶上，此刻又偶然掉下来的，我把叶子揉碎，它是早死了，在此刻，它的芳香在我的两掌复活，我札开微绿的指尖，竟恍惚自觉是一棵初生的树，并且刚抽出两片新芽，碧绿而芬芳，温暖而多血，镂饰着奇异的脉络和纹路，一叶在左，一叶在右，我是庄严地合着掌的一截新芽。

二年前的夏天，我们到堪萨斯去看朱和他的全家——标准的神仙眷属，博士的先生，硕士的妻子，数目“恰恰好”的孩子，可靠[...]

有一种花，叫爆仗花，我真喜欢那名字——因为有颜色，有声音，而且还几乎是一种进行式的动词。

那种花，香港比较多见，属于爬藤类，花不大，澄黄澄黄的仿佛千足的金子，开起来就狠狠地开满一架子，真仿佛屋子里有什么喜事，所以那样一路噼哩啪啦地声势壮烈地燃响那欢愉的色彩。

还有一种花的花名也取得好，叫一丈红，很古典，又很泼悍。

其实那花倒也平常，只是因为那么好的名字，看起来只觉得是一柱仰天窜起的红喷泉，从下往上喷，喷成一丈，喷成千仞，喷成一个人想象的极限。

有些花，是只在中国语文里出现，而在教科书里却不成其为花，像雪花、浪花。

所有的花都仰面而开，唯独雪花俯首而开，所有的花都在泥土深处结胎，雪花却在天空的高[...]

散文是爬藤花，像九重萝、茶靡、紫藤、茑萝，乃至牵牛花和丝瓜花、扁豆花，都有一种走到哪里就开到哪里的浑洒。爬藤花看起来漫不经心，等开完了整个季节之后回头一看，倒也没有一篇是没有其章法的——无论是开在疏篱间的，泼撒在花架上的，哗哗地流下瓜棚的，或者不自惜的淌在坡地上的，乃至于调皮刁钻爬上老树，把枯木开得复活了似的……它们都各有其风格，真的，丝瓜花有它自己的文法，牵牛花有它自己的修辞。

如果有什么花可以称之为舞台剧的，大概就是昙花了吧。它是一种彻底的时间艺术，在丝帷的开阖间即生而即死，它的每一秒钟都在“动”，它简直严格地遵守着古典戏剧的“三一律”——“一时”、“一地”、“一事”，使我感动的不是那一夕[...]

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掌不住了，噗嗤的一声，将冷脸笑成花面，一首澌澌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麓，从山麓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蹼，唱入软溶溶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

那样娇，那样敏感，却又那样浑炖无涯。一声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一阵杜鹃啼，可以斗急了一城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棵柳都吟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说也说不清、听也听不请的飞絮，每一丝飞絮都是一件柳的分号。反正，春天就是这样不讲理、不逻辑，而仍可以好得让人心平气和。

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满塘叶黯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压犹自温柔地抱着一团小小的[...]

那双鞋是麂皮的，黄铜色，看起来有着美好的质感，下面是软平的胶底，足有两公分厚。

鞋子的样子极笨，秃头，上面穿鞋带，看起来牢靠结实，好像能穿一辈子似的。

想起“一辈子”，心里不免怆然惊，但惊的是什么，也说不上来，一辈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半生又是什么意思？七十年是什么？多于七十或者少于七十又是什么？

每次穿那鞋，我都忍不住问自己，一辈子是什么，我拼命思索，但我依然不知道一辈子是什么。

已经四年了，那鞋秃笨厚实如昔，我不免有些恐惧，会不会，有一天，我已老去，再不能赴空山灵雨的召唤，再不能一跃而起前赴五湖三江的邀约，而它，却依然完好？

事实上，我穿那鞋，总是在我心情最好的时候，它是一双旅行鞋，我每穿上它[...]

香港人好像把那种衣服叫成“干湿褛”，那实在也是一个好名字，但我更喜欢我们在台湾的叫法——风衣。

每次穿上风衣、我曾莫名其妙的异样起来，不知为什么，尤其刚扣好腰带的时候、我在错觉上总怀疑自己就要出发去流浪。

穿上风衣，只觉风雨在前路飘摇，小巷外有万里未知的路在等着，我有着一缕烟雨任平生的莽莽情怀。

穿风衣的日子是该起风的，不管是初来乍到还不惯于温柔的春风，或是绿色退潮后寒意陡起的秋风。风在云端叫你，风透过千柯万叶以苍凉的颤音叫你，穿风衣的日子总无端地令人凄凉——但也因而无端地令人雄壮：

穿了风衣，好像就该有个故事要起头了。

必然有风在江南，吹绿了两岸，两岸的杨柳帷幕……

必然有风在塞北，拨开野草[...]

所有的巾都是温柔的，像汗巾、丝巾和羊毛围巾。

巾不用剪裁，巾没有形象，巾甚至没有尺码，巾是一种温柔得不会坚持自我形象的东西，它被捏在手里，包在头上、或绕在脖子上，巾是如此轻柔温暖，令人心疼。

巾也总是美丽的，那种母性的美丽，或抽纱或绣花，或泥金或描银，或是织棉，或是钩纱，巾总是美得那么细腻娴雅。

而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容不下温柔和美丽了，罗勃泰勒死了，史都华格兰杰老了，费雯丽消失了，取代的查理士布朗逊，是００七，是冷硬的珍芳达和费唐娜薇。

惟有围巾仍旧维持着一份古典的温柔，一份美。

我有一条浅褐色的马海羊毛围巾，是新春去了壳的大麦仁的颜色，错觉上几乎嗅得到鼓皮的干香。

即使在不怎么冷的日子，我也喜[...]

我有时候绕路跑到信义路四段，专为买几个韭菜合子。

我不喜欢油炸的那种，我喜欢干炕的。买韭菜合子的时候，心情照例是开朗的，即使排队等也觉高兴——因为毕竟证明吾道不孤，有那么多人喜欢它！我喜欢看那两个人合作无间的一个杆，一个炕，那种美好的搭配间仿佛有一种韵律似的，那种和谐不下于钟跟鼓的完美韵律，或日跟夜的循环交错的完美韵律。

我其实并不喜欢韭菜的冲味，但却仍旧去买——只因为喜欢买，喜欢看热烫鼓腹的合子被一把长铁叉翻取出来的刹那。

我又喜欢“合子”那两个字，一切“有容”的食物都令我觉得神秘有趣，像包子、饺子、春卷，都各自含容着一个奇异的小世界，像宇宙包容着银河，一只合子也包容着一片小小的乾坤。

合子[...]

我把树芽带回台北，放在冰箱里，不时取出几枝，切碎，和蛋，炒得喷香的放在餐桌上，我的丈夫和孩子争着嚷着炒得太少了。

我把香椿挟进嘴里，急急地品味那奇异的芳烈的气味，世界仿佛一刹时凝止下来，浮士德的魔鬼给予的种种尘世欢乐之后仍然迟迟说不出口的那句话，我觉得我是能说的。

“太完美了，让时间在这一瞬间停止吧！”

不纯是为了那树芽的美味，而是为了那背后种种因缘，岛上最南端的小城，城里的老宅，老宅的故园，园中的树，象征父亲也象征母亲的树。

万物于人原来蚵以如此亲和的。吃，原来也可以像宗教一般庄严肃穆的。

香椿芽刚冒上来的时候，是暗红色，仿佛可以看见一股地液喷上来，把每片嫩叶都充了血。

每次回屏东娘家，我总要摘一大抱香椿芽回来，孩子们都不在家，老爸老妈坐对四棵前后院的香椿，当然是来不及吃的。

记忆里妈妈不种什么树，七个孩子已经够排成一列树栽子了，她总是说“都发了人了，就发不了树啦！”可是现在，大家都走了，爸妈倒是弄了前前后后满庭的花，满庭的树。

我踮起脚来，摘那最高的尖芽。

不知为什么，椿树是传统文学里被看作一种象征父亲的树。对我而言，椿树是父亲，椿树也是母亲，而我是站在树下摘树芽的小孩。那样坦然的摘着，那样心安理得的摘，仿佛做一棵香椿树就该给出这些嫩芽似的。

年复一年我摘取，年复一年，那棵树给[...]

现在，太阳升上来，雾渐渐散去，原野上一片渥绿，看起来绵软软地，让我觉得即使我不小心，从这山上摔了下去，也不会擦伤一块皮的，顶多被弹两下，沾上一袜子洗不掉的绿罢了。还有那条绕着山脚的小河，也泛出绿色，那是另外一种绿，明晃晃的，像是搀了油似的，至于山，仍是绿色，却是一堆浓郁郁的黛绿，让人觉得，无论从哪里下手，都不能拔开一道缝儿的，让人觉得，即使刨开它两层下来，它的绿仍然不会减色的。此外，我的纱窗也是绿的，极浅极浅的绿，被太阳一照，当真就像古美人的纱裙一样飘缈了。你们想，我在这样一个染满了绿意的早晨和你们写信，我的心里又焉能不充溢着生气勃勃的绿呢？

船来了，但乘客只我一个，船夫定定的坐在船头等人。

我坐在船尾，负责邀和风，邀丽日，邀偶过的一片云影，以及夹岸的绿烟。

没有别人来，那船夫仍坐着。两个小时过去了。

我觉得我邀到的客人已够多了，满船都是，就付足了大伙儿的船资，促他开船。他终于答应了。

山从四面叠过来，一重一重地，简直是绿色的花瓣——不是单瓣的那一种，而是重瓣的那一种——人行水中，忽然就有了花蕊的感觉，那种柔和的，生长着的花蕊，你感到自己的尊严和芬芳，你竟觉得自己就是张横渠所说的可以“为天地立心”的那个人。

不是天地需要我们去为之立心，而是由于天地的仁慈，他俯身将我们抱起，而且刚刚好放在心坎的那个位置上。山水是花，天地是更大的花，我[...]

清晨，我沿复兴山庄旁边的小路往吊桥走去。

吊桥悬在两山之间，不着天，不巴地，不连水——吊桥真美。走吊桥时我简直有一种索人的快乐，山色在眼，风声在耳，而一身系命于天地间游丝一般铁索间。

多么好！

我下了吊桥，走向渡头，舟子未来，一个农妇在田间浇豌豆，豌豆花是淡紫的，很细致美丽。

打谷机的声音不知从何处传来，我感动着，那是一种现代的春米之歌。

我要等一条船沿水路带我经阿姆坪到石门，我坐在石头上等着。

乌鸦在山岩上直嘎嘎的叫着，记得有一年在香港碰到王星磊导演的助手，他没头没脑的问我：“台湾有没有乌鸦？”

他们后来到印度去弄了乌鸦。

我没有想到山里竟有那么多乌鸦，乌鸦的声音平直低哑，丝毫不婉转流利，它[...]

听惯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使人不觉被绷紧了，仿佛自己正介于适者之同，又好像适干生存者的名单即将宣布了，我们连自己生存下去的权利都开始怀疑来了。

但在山中，每一种生物都尊严的活着，巨大悠久如神木，神奇尊贵如灵芝，微小如阴岩石上恰似芝麻点大的菌子，美如凤尾蝶，丑如小晰蜴，古怪如金狗毛，卑弱如匍伏结根的蔓草，以及种种不知名的万类万品，生命是如此仁慈公平。

甚至连没有生命的，也和谐地存在着，土有土的高贵，石有石的尊严，倒地而死无人凭吊的权尸也纵容菌子、蕨草、蓟苔的木耳爬得它一身，你不由觉得那树尸竟也是另一种大地，它因容纳异已而在那些小东西身上又青青翠翠地再活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