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帕森斯太太，是同一层楼一个邻居的妻子。（党多少反对用“太太”这个词，应该称每个人为“同志”，但人们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对某些女人使用这个词。）她是位三十岁上下的女人，样子却老得多。她给人一种印象，即她脸上的皱纹里藏有灰尘。温斯顿跟随她顺过道走过去。这种业余维修工作几乎成了每天必做的烦心事。胜利大厦是幢老公寓楼，建于一九三〇年左右，正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天花板和墙壁上的灰泥经常剥落。每逢严寒，水管都会爆裂；每逢下雪，屋顶都会漏水。供暖系统如果不是为了节约而完全关掉，就是只开一半蒸汽量。维修的事如果不想自己动手，就得向某个高高在上的委员会提出申请。然而就连换块窗玻璃这种事，该委员会甚至很可能拖上两[...]

这就来了！他像只耗子一样坐着一动不动，徒劳地希望不管那是谁，就让他试着敲下门就走吧。然而没有，敲门声还在继续。最坏的做法便是拖延。他的内心直打鼓，不过他脸上很可能没有表情，长期习惯使然。他站起身，脚步沉重地走向房门。

总是在夜里——逮捕无一例外在夜里执行。睡觉时突然被惊醒，粗暴的手摇晃着你的肩膀，电筒照着你的两眼，一圈冷峻的面孔出现在床周围。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审讯，没有关于逮捕的报道，人们只是失踪了，总是发生在夜里。你的名字被注销，你做过的一切事情的记录都被清除，不承认你一度存在过，然后就被遗忘。你被铲除了，消灭了——人们通常用的词是“被蒸发”。

他又定睛看那张纸，发现在无助沉思的同时，他也在写字，像是种自动行为，而且写得也不像刚才那样歪歪斜斜、难以辨认。他的钢笔在光滑的纸上写下了漂亮的印刷体大字，字母全部为大写：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一遍又一遍，写满了半张纸。

他无法不感到一阵恐慌，这没道理，因为写下那些字和开始记日记比起来，并非更危险，可是有那么一阵子，他想撕掉写了字的那几页，彻底放弃写日记这一危险举动。

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没用。不管他是写下了“打倒老大哥”还是忍着没写，不管他是继续写日记还是停止写，都没有区别，思想警察一样会抓到他。他已经犯下了——即便他从未写到纸上，他仍是犯下了——[...]

就在那时，他和奥布兰四目相望。奥布兰已经站起身，刚才他把眼镜取了下来，那时正以他特有的动作戴眼镜，然而就在他们四目相望的不到一秒钟时间里，温斯顿就在那一刻知道了——对，他知道了！他知道奥布兰在跟他想着同样的事。一个确凿无误的信息已经传递过来，似乎两人的大脑都打开着，通过眼睛，思想从一个人的大脑流入另一个人的大脑。“我跟你一样，”奥布兰似乎在对他说，“我完全了解你的感受。你的蔑视，你的仇恨，你的嫌恶，我全知道。不过别担心，我站在你这边！”接着那心领神会的片刻转瞬即逝，奥布兰的脸色变得和别人的一样，不可测知。

全部经过就是这样，可是他已经开始对这件事是否发生过没有把握了。这种事情永远没有后续，所起的全部作用，不过是让他在内心保持一种信念或希望，即除了他自己，还有别的人也与党为敌。也许关于大规模地下串联活动的谣言说到底确有其事——也许兄弟会真的存在！虽然总有没完没了的逮捕、招供和处决，但要想确定兄弟会是否确实存在仍属不可能，有时他信其有，有时他信其无。没有证据，只有星星点点之事，可能其中有文章，也可能没有什么意思：无意听到的谈话片断，厕所墙上语焉不详的涂鸦，可能被当做接头信号的一个不起眼的手势。全是臆测而已，很可能一切都是他的想象。他回到他的小隔间，没有再看到奥布兰，他几乎从未产生要延续他们那一瞬间接[...]

进入第二分钟，仇恨会达到了狂热状态。人们在座位上跳上跳下，用最大的嗓门叫喊着，想盖过电屏里传来的发狂的咩咩叫声。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女人脸色通红，嘴巴一张一合，像条离水的鱼。就连奥布兰那张严肃的脸庞也涨红了。他在椅子上坐得笔直，健硕的胸膛气鼓鼓的，还在颤抖，似乎正在忍受波浪的冲击。温斯顿后面的那个黑头发女孩开始喊：“猪猡！猪猡！猪猡！”突然，她捡起一本厚厚的新话词典掷向电屏，打中戈斯坦因的鼻子反弹回来，但那个声音仍然无情地响着。很快，温斯顿发现自己在和别人一起呼喊，用脚后跟猛踢所坐椅子的横档板。两分钟仇恨会的最可怕之处，并非在于你被迫参与其中，恰恰相反，避免参与才不可能。过上二十秒，任何装扮都变得[...]

温斯顿感觉胸口发闷。每次看到戈斯坦因的面孔，他都会有百感交集的痛苦感觉。这是一张瘦削的犹太人面孔，头顶有一圈浓密的白头发，毛茸茸的，下巴上蓄着一小撮山羊胡——这是一张聪明人的面孔，但不知为何，从本质上让人觉得可鄙。靠近他又细又长的鼻尖处，架着一副眼镜，给人一种年迈昏庸的感觉。这是一张类似绵羊的脸，就连声音也像绵羊。戈斯坦因在一如既往地恶毒攻击党的各种教义——这种攻击夸张而荒谬，连小孩子都能看穿，但又刚好貌似有理得会让人警惕，即其他头脑没那么清醒的人有可能上当受骗。戈斯坦因侮辱老大哥，谴责党的独裁，要求马上与欧亚国和谈，他鼓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他歇斯底里地叫嚣革命已被背叛—[...]

突然，他完全是慌里慌张地写起来，但他对正在写下的东西并非全然心里有数。他用儿童式的小字体在纸上随意写着，一开始漏了大写，到最后连标点也不用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昨天晚上去看了电影，全是战争片。很好看的一部是关于一艘满载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被轰炸的故事。观众很开心地看着一个胖男人奋力游泳逃离一架直升飞机追赶的镜头。一开始看到他像头海豚一样在水里扑腾，然后是通过直升飞机上的瞄准器看到他，接着他全身都是枪眼，他身体周围的海水都变成了粉红色，他突然沉下去，好像枪眼导致进水，观众在他下沉时大声哄笑。然后看到的是一条坐满儿童的救生艇，上面有架直升飞机在盘旋。有个可能是犹太人的中年妇女坐在船头，抱着个大[...]

他对着那张纸呆看了一会儿。电屏里已经换播刺耳的军乐。奇怪的是，他似乎不仅失去了表达自我的力量，甚至忘了他本来想说什么。在过去几周里，他一直在为这一刻做准备，从未想到除了勇气还需要别的什么。真正动笔不难，需要做的，只是将他大脑里没完没了、焦躁不安的内心独白转移到纸上就行了。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然而在这一刻，就连这种独白也枯竭了。另外，那处静脉曲张的溃疡又痒得难受，可是他不敢搔，因为一搔就会红肿发炎。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除了面前纸上的空白、脚踝上方的皮肤痒、电屏里尖锐刺耳的音乐和喝酒造成的一丝醉意，他别无感觉。

他往后靠着坐在那里，陷入一种完全无助的感觉中。首先，他对是不是一九八四年完全没把握，不过可以肯定是那年前后，因为他对自己是三十九岁这点很有把握，而且相信自己是出生于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不过如今在确定年份时，不可能没有一两年误差。

他准备要做的，是开始写日记，这不算是件非法的事（没什么是非法的，因为不再有法律），然而被发现的话，有理由可以肯定惩罚会是死刑，或者至少二十五年劳改。温斯顿把钢笔尖装到笔杆上，用嘴吸掉上面的油脂。钢笔是种过时的东西，就连签字时也很少用，他偷偷摸摸、而且是费了些事才得到一杆，只是因为他感觉那种漂亮细腻的纸张配得上用真正的钢笔尖在上面书写，而不是拿蘸水笔划拉。其实他还不习惯用手写字，除了写很短的便条，他通常什么都对着口述记录器口授，对目前想做的这件事而言，当然不可能那样做。他把钢笔蘸在墨水里，然后踌躇了仅仅一秒钟。他感到全身一阵战栗，落笔是件决定性行为。他以笨拙的小字体写道：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仁爱部是真正令人心惊胆战的地方，那里根本没有窗户。温斯顿从未去过仁爱部，也未曾进入过它的方圆半公里之内。那里闲人莫入，进去时，还要经过一段布着带刺铁丝网的错综复杂的道路、一道道钢门以及机关枪暗堡。甚至在通向它外围屏障的街道上，也有面目狰狞的警卫在转悠。他们身穿黑色制服，手持两节警棍。

理部——用新话来说就是“真部”——跟视野中能看到的其他建筑明显不同。它是座巨大的金字塔形建筑，白色水泥熠熠发亮。它拔地入云，一级叠一级，高达三百米。从温斯顿所站的地方，刚好能看到党的三条标语，用漂亮的美术字体镌刻在真理部大楼正面：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的房间就多达三千间，另外还有相应的地下附属建筑。此外只有三座外表及规模类似的大楼分散坐落在伦敦，周围的建筑彻底被那三座大楼比了下去，所以站在胜利大厦顶上，同时可以看到这四座大楼，分别为四个部的所在地，政府的所有职能就分工到了这四个部。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和美术，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足[...]

即使隔着关闭的窗户，仍然可以看出外面的寒意。下面街道上，小股的旋风卷动尘土及碎纸螺旋上升。虽然出了太阳，天空也蓝得刺眼，但是除了到处张贴的宣传画，似乎一切都没了颜色。那张蓄着黑色八字胡的脸从每个能望到两边的街角居高临下地盯着。正对面的房屋前面就贴了一张，印有标题“老大哥在看着你”，那双黑眼睛死盯着温斯顿。下面临街处还有另外一张宣传画，一角已破，在随风一阵阵拍打着，把一个词一会儿盖住，一会儿又展开：“英社”。远处，一架直升飞机从屋顶间掠过，像苍蝇般在空中盘旋一会儿，然后划了道弧线疾飞而去。那是警察巡逻队，正在窥视人们的窗户。但巡逻队还不足为惧，足以为惧的只是思想警察。

在温斯顿身后，电屏传出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