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以前的错误，甚至于“文革”前的错误。这其实是很难办的，那时候还没有做出后来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这个讲话正是做“历史决议”前的准备。可以说，在这篇文章里，乔木花了他的全部心血。那时我在他身边，帮他请来了一些人，比如：袁木、滕文生、龚育之、黎澍等，分成几个组。这个讲话费了我们很大的精力，包括引用什么成语、诗啊，都费尽了心思。

乔木就找到我。这时干部群众对文化革命的祸害，已经议论纷纷，特别是经过三中全会以后的解放思想，批“四人帮”，人们觉得好多事情都和毛主席是分不开的。这就涉及到对毛的错误怎么认识的问题了。到了三十周年庆祝会时，一方面要给人民鼓劲，一方面要对过去的错误有个交待。这么重要的节日，对过去的错误不谈一下，对国内国际都不好交待。中央就决定三十周年国庆讲话还是要涉及以前的错误，甚至于“文革”前的错误。

194九年以来三十年的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的总结”。

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郑惠，回忆了起草叶剑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讲话稿的经过：

1979年国庆节，为了庆祝国庆三十周年，中央决定由叶帅出面讲话。那时叶帅德高望重。起草讲话稿，就落在我们书记处研究室头上。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甚至说：“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言外之意，还要搞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

显而易见，毛泽东给华国锋写了“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之后，像一道紧箍咒，从此紧紧束缚了华国锋的思想。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也就是“你办事，我放心”的效应。华国锋奉行“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大大增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胜利信心。毫无疑问，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

政治报告，是党在一个时期内工作的“主旋律”。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如此错误连篇，不能不造成思想上的极大混乱。而思想上的混乱则必然导致决策和行动上的混乱。

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反覆争夺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地、正确地贯彻实扫清了道路。”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如此高度评价“文革”：

“在世界上，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新鲜经验，

“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而且全面肯定了“文革”。华国锋这么说道：

“鉴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和我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毛主席以无与伦比的伟大革命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没有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命。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总书记：胡耀邦。

书记：（以简体字姓氏笔划为序）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

这时，胡乔木在党内的职务，已比“文革”前高了——那时他只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决当前工作所必须涉及的问题才涉及一下，而不作系统的回顾。

意见提得很匆忙，考虑不周，敬请原谅！

胡乔木 邓力群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

此后，在1980年2月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胡乔木当选为书记。书记处的成员如下——

是一样的，领导决不能创造出科学家和哲学家，党的领导是通过建立一种更适宜于科学、哲学、文艺发展的条件而实现的，任何对领导作用的夸大都只能造成反科学、反哲学、反文艺的后果。在这些方面我们都亲历太多，不能再沉默了。因此，我们希望报告稿能：（1）确定领导的含义，尽量减少各种各样的领导。（2）对文联、各协会与文艺工作者的关系作出切实而有益的规定。（3）报告全文尽量用建议口吻而不用号令口吻。

（三）历史的叙述是否可考虑把时间缩短，范围放宽（整个文艺界，而不是一小部分和一个地区）。因为许多问题一时难以作出结论，是否由现状出发，在为解决当前工作所必须涉及的问题才涉及一下，而不作系统的回顾。

弊，使文艺陷入困境，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失望。

（二）文艺与党的关系如何提要特别慎重。文艺究竟需要什么性质、什么范围的领导？这个问题要打破条条框框彻底研究一下，因为不正确不适当的领导有不如无，世界文艺历史并不是由于党的领导而发展起来的，就是社会主义文艺，也是文艺家本人创造性劳动的结果，而不是领导的结果，领导无非是某种帮助和服务而已，这与科学、哲学完全是一样的，领导决不能创造出科学家和哲学家，党的领导是通过建立一种更适宜于科学、哲学、文艺发展的条件而实现的，

一新耳目，才能振奋人心。至于新的提法似可考虑用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争取社会进步，但这只适用于文学、戏剧、电影，对美术尤其音乐就不适当，因此也可加上耀邦同志提的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的意思。文艺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只能这样服法，不能规定作品的主题和题材，文艺当然可以表现四化，但决不能解决八字方针一类的问题，否则社会重复几十年的积弊，使文艺陷入困境，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失望。

（一）整个稿子似可开门见山，由历史发展的新时期说到文艺发展的新时期，文艺在新时期的任务、文艺组织的新的工作方法。全文的关键似在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新的提法，不再因袭过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过去的提法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过于简单化，但现在不必加以批评，还是要给以历史的积极的解释和估价，因为它是当时时代的产物，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也产生了消极作用），但现在仍然因袭就不适当了。我们想这可能是这次文代会能否开好的一个关键。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年，积累了太多的痛苦和委屈，大家都希望更上一层楼，一定要使人一新耳目，才能振奋人心。至于新的提法似可考虑用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争取社会进步，但[...]

在1979年11月，全国笫四届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周扬在大会上作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主题报告。在起草这一报告时，胡乔木曾与邓力群一起，致函胡耀邦、周扬，赞同报告的初稿中纠正一些“左”的文艺口号，并提出看法：

耀邦同志并请转周扬同志：

周扬同志报告稿已遵嘱看了两遍，有些不成熟的意见写出仅供参考。

吃饱似的，总不过瘾……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生都进行过不少的党内斗争，但是他们？没有说进行过多少次路线斗争，别人也没有这样说过，因为没有必要这样来归类和计数。把党内一切复杂的斗争都简单化成为一定的刻板的模式，我们以后有没有必要继续这样做？”

笔者所以如此详尽摘录胡乔木的原话，是因为这些拨乱反正的见解，是他在“文革”中那面壁九年反覆思索的成果，显示了他的理论水平。他的这些见解，后来都被中共中央所接受，从此不再使用那些曾流行甚广的“左”的政治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