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像扔石块一样把这个问题向坐满了男女青年的角落里扔过去。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则又惊又喜地望着他。显然他的话使大家很吃惊，人们都默不作声，低头沉思着。他用火热的目光巡视了所有的人，严厉地补充说：“只有法利赛人才试图把这两种不可调和的因素调和起来，把它们合在一起。他们可耻地自欺欺人，用谎言腐化人们……”小神父站起来，有条不紊地挽起法衣的袖子，带着恶意的客气和宽容的微笑从容不迫地说：

就在不久之前，我读过一本书，好像是德雷佩尔写的，是关于天主教反对科学的书。我似乎觉得，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就像书里所说的那些天主教徒，他们狂信爱的力量可以拯救世界；为了对人仁慈，他们随时准备把人杀死并焚烧他们。他穿一件白色衬衣，袖子很肥大，外面套一件灰色旧长衫。这也让他显得与众不同。在说教快结束时，他高声喊道：“那么，你们相信基督，还是相信达尔文？”

托尔斯泰主义者长时间地谈论了福音书的永恒不变的伟大真理。他的声音沙哑，句子简短，词语尖锐，让人感到有一种虔诚的力量。说话的时候，他那毛茸茸的左手老是用一种手势上下挥动着，而右手却插在衣兜里。“一个演员！”我旁边一个角落里有人小声说。“对，很像演戏……”

喀山城里来了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我还是头一次碰见这种人。此人个子很高，很壮实，脸色黝黑，留一撮黑色山羊胡子，长着黑人那样的厚嘴唇，他弯下身子看着地下，但有时也会猛地扬起他那秃顶的脑袋，一双乌黑的、湿润的眼睛闪着激越的热情，锐利的目光似乎燃烧着某种仇恨的东西。大家在一位教授的家里举行了一次谈话会，有许多青年人参加，其中有个瘦弱的举止优雅的小神父，是位神学硕士，穿一件黑色丝绸法衣，法衣使他的脸衬托得更加苍白清秀，那双灰色的、冷冰冰的眼睛闪着干巴巴的微笑。

“聪明的人应当像蜂房里的蜜蜂或土窝里的黄蜂那样团聚在一起，沙皇帝国就是……”“你看，都九点了！”他老婆说。尼基福雷奇边站起来，边扣上制服扣子。“嗯，不要紧，我坐马车去。再见了，老弟，常来玩吧，别客气……”离开哨所时，我坚决地对自己说，以后永远不再到尼基福雷奇家来“做客”了，尽管他很有趣，但他与我格格不入。他的关于怜悯有害的话使我很激动，我会牢牢记住，我觉得这些话有些道理，但遗憾的是，这些话竟然从一个警察的嘴里说出来。这些话题大家经常争论，其中有一个人的意见使我特别不安。

“你该走了。”他的老婆已两次提醒他。他没有答理她，仍一句接一句地顺着自己的思想重心往下说。突然，他又令人难以捉摸地转到了新的话题上去。“你是一个不笨的小伙子，能读会写，难道你就只想当一个面包师吗？要是你去干另一种工作，去为沙皇帝国服务，你可以赚到更多的钱……”我一边听他说，一边想着如何去通知住在雷布诺里亚德街上的那些不认识的人，让他们知道尼基福雷奇正在跟踪他们。不久前刚从雅鲁托罗夫斯克流放地回来的谢尔盖·索莫夫就住在那条街的旅馆里。我听过许多关于他的很有意思的故事。

虽然我过去也碰到过这种思想，但以如此露骨的方式说出来，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思想比我能想到的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也传播得更广。七年之后，当我读尼采的著作时，又非常清楚地回忆起了这个喀山警察的哲学。顺便说一句，我在书本中读到的各种思想，很少不是我在生活中早就听到过了的。这个“捕人”老手一面用手指敲击着茶盘的边缘，为自己的话打着拍子，一面滔滔不绝地说。他那干瘪的脸严厉地紧皱着，但不看我，而是看着那洗擦得像铜镜般发亮的茶炊。

“福音书里有许多怜悯人的话，可是怜悯——是一种有害的东西。我是这样想的。怜悯就是要把大笔开支用在没有用的、甚至有害的人的身上——办贫民收容所啦，养老院啦，监狱啦，疯人院啦。应当去帮助那些健壮的人，让他们的力气不会白费；而帮助那些弱者——难道能把那些弱者变得健壮吗？由于这种无谓的做法，强壮的人也会变成弱者，而弱者则会骑在他们头上的。这就是我们应当加以研究的课题！有许多问题应当重新考虑。要明白——我们的生活早就远离福音书了。生活有自己的路。瞧，你看见了吗？普列特尼约夫为什么会完蛋呢？就是由于怜悯。我们怜悯穷人，而大学生却完蛋了。这合情理吗，啊？”

“我认为，其中有多余的话，而且还不少，比方关于穷人，说穷有福，他们怎么会有福呢？真有些胡说。一般的关于穷人的话，有许多是不能理解的。应当把天生贫穷的和后来变穷的加以区别，天生贫穷的人就意味着是坏人，而后来变穷的人——可能是不幸。我们最好是这样来看问题。”“为什么？”他用探究的目光打量着我，一时没有说话，稍后才明确而有力地说出其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

“他现在在侦察谁？”“住在雷布诺里亚德街上旅馆里的某些人。”“你不知道那些人的姓名吗？……”她微笑着回答说：“瞧，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你打听的事情！啊，他回来了……古罗奇卡就是他侦察出来的……”接着她连忙跳回炉子跟前。尼基福雷奇带回一瓶伏特加酒、酱果和面包。九-九-藏-书-网我们坐下来喝茶。马林娜坐在我旁边，她特别殷勤地招待我，用那只没有受伤的眼睛看着我的脸。她的丈夫劝诫我说：“这条看不见的线是在人们的心里，骨子里，你说，能扯得断吗？能抹得掉吗？沙皇对于人民来说——就是上帝！”然后他突然问我：“你是读过很多书的人，福音书也读过吧？那么，怎么样，你认为，里面说的都对吗？”“我不知道。”

他老婆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口，但当老警察刚走出门外时，她便很快地转过身来，捏紧拳头伸向门口，咬牙切齿地狠狠骂道：“呸，老不死的畜生！”她的脸都哭肿了，左眼上有一大片紫色肿块，已睁不开来。她跳起来，走到茶炊边，弯下腰来收拾茶炊，发狠地小声说：“我要骗骗他，骗得他哀号起来！像狼一样哀号起来。你可不能相信他，一个字也不可信！他要逮捕人。他撒谎——他谁也不可怜，他就是来钓鱼的。你的事他全知道。他就是靠干这一行吃饭的。逮捕人——这就是他的爱好……”她走过来，紧紧地依偎着我，用乞讨的声调说：“你就亲亲我吧，好吗？”我本来不喜欢这个女人，但她望着我的眼神是如此凶狠、锐利和忧郁，于是我拥抱了她，并用手抚摸了她那散[...]

“你怎么不来串门啦？……”晚上我去看他。他刚刚睡醒，坐在床上喝克瓦斯。他的老婆弯着腰在窗口替他补袜子。“事情是这样的，”警察开始说，用手挠了挠他那像狗熊一样长满毛的胸脯，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他被捕了，从他那里发现了一口小锅，那是他用来熬颜料，印反对沙皇的传单的。”接着他往地上啐了一口痰，气冲冲地对老婆喊道：“给我裤子！”“就来。”他老婆抬起头来答道。“她可怜他，在哭呢！”老警察用眼睛指了指自己的老婆说，“我也觉得可怜，但是，一个大学生怎么可以反对沙皇呢？”他一边穿衣服，一边说：“我出去一会儿……把茶炊放上去——你。”

一个告诉我这件事的是尼基福雷奇，今天早晨我在街上碰见了他。他胸前挂满所有的奖章，像刚刚从阅兵场回来似的，庄严而又若有所思地迎面向我走来，把手举到帽檐边默默地从我身边走过去，但马上又停下来，在我脑壳后面气愤地说：“昨天夜里古利·亚历山大罗维奇被捕了……”然后他把手一挥，向四周环顾一下，小声说：“这个青年完蛋了！”我似乎觉得，在他那狡猾的眼睛里还闪着泪花。我知道，普列特尼约夫早已料到自己会被捕。这一点他本人曾警告过我，提出不论是我或者鲁勃佐夫目前都不要跟他见面。他跟鲁勃佐夫也像跟我一样，很友好。尼基福雷奇眼睛瞅着脚下，没精打采地说：

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了玛丽娅·捷连科娃。我也喜欢我们面包店的售货员娜杰日达·谢尔巴托娃，她是一个胖胖的红脸姑娘，她的红嘴唇上总带着一种妩媚的微笑。总之，我在恋爱了。年龄、性格和我的混乱的生活都要求我跟女人交往，这与其说过早，倒不如说是太晚了。我必须有女人的抚爱，或者哪怕是女人的友爱也好。我需要坦率地吐露自己的心事，需要理清紊乱零散的思想和乱七八糟的种种感受。我还没有真正的朋友。那些把我看作是“可加工的材料”的人们并没有引起我的同情，不能使我同他们坦诚相见。每当我要给他们讲述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时，他们就阻止我说：“算了，别说这个了！”古利·普列特尼约夫被捕了，并被押解到彼得堡，关进了克列斯特监狱。头[...]

人民崇拜者的这些话，像阳光雨露一般落在我的心头。我感到，只有对人的最强烈、最炽热的爱，才能从这种爱中汲取必需的力量去发现和领会生活的意义。从此时起，我已不再考虑自己，而开始更多地关心别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