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它超越了赎罪的各个方面；而在我们看来，比科学意义和文学价值更为重要的，就是这部书对严肃的读者所应具有的道德影响，因为在这项深刻的个人研究中，暗含着一个普遍的教训；任性的孩子，自私自利的母亲，气喘吁吁的疯子——这些角色不仅是一个独特的故事中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提醒我们注意危险的倾向；他们指出具有强大影响的邪恶。《洛丽塔》应该使我们大家——父母、社会服务人员、教育工作者——以更大的警觉和远见，为在一个更为安全的世界上培养出更为优秀的一代人而作出努力。

小约翰·雷博士

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

可是他那琴声悠扬的小提琴多么神奇地唤起人们对洛丽塔的柔情和怜悯，从而使我们既对这本书感到着迷，又对书的作者深恶痛绝。

作为一份病历，《洛丽塔》无疑会成为精神病学界的一本经典之作。

本评论人希望得到谅解，能把他在自己的书和讲稿中所强调的观点再重复一遍，明确地说就是：“令人反感”往往不过是“异乎寻常”的同义词，而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当然总具有独创性，因而凭借其本身的性质，它的出现应该多少叫人感到意外和震惊。我无意颂扬“亨·亨”。无疑他令人发指，卑鄙无耻；他是道德败坏的一个突出的典型，是一个身上残暴与诙谐兼而有之的人物，或许他显露出莫大的痛苦，但并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他行动缓慢，反复无常。他对这个国家的人士和景物的许多随口说出的看法都很荒唐可笑。在他的自白书里，自始至终闪现出一种力求诚实的愿望，但这并不能免除他凶残奸诈的罪恶。他反常变态。他不是一位上流人士。可是他那琴声悠扬的小[...]

有学问的人也许会反驳说“亨·亨”的充满激情的忏悔只是试管中的风暴；他们会指出至少有百分之十二的美国成年男子——根据布兰奇·施瓦茨曼博士（口头讲述）的一项“保守的”估计——每年都会用各种方式领略到“亨·亨”用如此绝望的口气所描述的特殊经历；他们还断言如果我们这个疯狂的记日记的人在一九四七年那个决定命运的夏天曾去向一位高明的精神病理学家求教，就不会有什么灾难；不过那样一来，也就不会有这本书了。

然而，如果为了让这种自相矛盾的故作正经的人感到舒适，哪个编辑就试图冲淡或删去被某种类型头脑的人称作“色情”的场面在这方面，参看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六日尊敬的约翰·M·伍尔西法官对另一部更为直率的书所作的重大裁决，那么就只好完全放弃出版《洛丽塔》了，因为这些场面虽然可能会被某些人不适当地指责为本身就会激起情欲，但它们却是一个悲剧故事的发展过程中最起作用的场面，而这个悲剧故事坚定不移的倾向不是别的，正是尊崇道德。玩世不恭的人也许会说商业化的色情文学也如此声言。

与此事有关的各处公墓的管理人员都报告说并没有鬼魂出现。

如果把《洛丽塔》单纯看作一部小说，倘若书中场面和情感的表达方式被闪烁其词、陈词滥调的手法弄得苍白无力，那么这种场面和情感对读者就始终会显得令人恼火地含糊。的确，在整部作品中找不到一个淫秽的词。当然，粗鲁庸俗的读者受到现代习俗的影响，总心安理得地接受一部平庸的小说中的大量粗俗下流的词语；他们对这部作品在这方面的匮乏会感到相当吃惊。

老派的读者总希望追踪“真实的”故事以外的“真”人的命运，为了照顾这类读者，现在把我从“拉姆斯代尔”的“温德马勒”先生那儿得到的几个细节叙述出来。“温德马勒”先生希望不暴露他的真实身份，这样“这粧不光彩的卑鄙的事件漫长的阴影”便不会延伸到他所属的引以为豪的那个社区。他的女儿“路易丝”如今是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蒙娜·达尔”现在在巴黎上学。“丽塔”新近嫁给了佛罗里达州一家饭店的老板。一九五二年圣诞节那天，“理查德·F·希勒”太太在西北部最遥远的居民点“灰星镇”为分娩而死去，生下一个女性死婴。维维安·达克布鲁姆写了一部传记《我的奎》，不久就要出版。仔细阅读过原稿的评论家们把它说成她最好的作品。与此事[...]

当然，这副面具——似乎有双催眠的眼睛正在面具后面闪闪发光——依照佩戴面具的人的意愿，不得不继续由他戴着。虽然“黑兹”只和女主人公真实的姓氏押韵，但她的名字却跟本书的内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容我们作出改动，而且（读者自己也会发现）实际上也没有必要去改动。有关“亨·亨”罪行的材料，爱好盘根究底的人不妨去查阅一九五二年九、十两月的日报。如果我没有获准在灯下编辑这部回忆录，这桩罪行的起因和目的就会继续是一个全然费解的谜。

我的工作结果比我们俩预料的要简单一些。除了改正一些明显的语法错误和仔细删去几处不易删除的细节外，这部异乎寻常的回忆录完整无损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那些细节，尽管“亨·亨”作了努力，先前仍然像路标和墓碑继续出现在他的文稿中（它们提到的一些地方或人物，由于下等低级而需要掩饰，出于体恤怜悯也不该加以伤害）。这部回忆录作者离奇的外号是他自己杜撰的。当然，这副面具——似乎有双催眠的眼睛正在面具后面闪闪发光——依照佩戴面具的人的意愿，不得不继续由他戴着。

序文

《洛丽塔》或《一个白人鳏夫的自白》，这就是本文作者在撰文以前所收到的这篇奇特的记述的两个标题。这篇记述的作者，“亨伯特·亨伯特”，已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法定监禁中因冠状动脉血栓症而去世，距他的案件开庭审理的日期只有几天。他的律师，也是我的亲戚和好友，目前在哥伦比亚特区当律师的克拉伦斯·乔特·克拉克先生，根据他的委托人的遗嘱，请我编订这部手稿。他的遗嘱中有条条款，授权我那很有名望的表兄全权处理付梓出版《洛丽塔》的一切有关事宜。克拉克先生选定的这个编辑刚刚由于他的一部朴实无华的著作（《理性有意义吗？》）而获得波林奖，其中论述了若干病理状态和性变态行为。克拉克先生的决定可能受了这桩事的影[...]

我的美国朋友没有一个读过我用俄语写的书，因此，对我用英语写的书的优点作的每一个评价，注定是不可能准确的。我个人的悲剧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任何人所关心的事，然而我的悲剧是，我不得不丢弃我与生俱来的语言习惯，丢弃我的不受任何约束的、富有表现力的、可以得心应手驾驭的俄语，代之以二流的英语，却又全然没有任何这些道具——蛊惑人的镜子，黑丝绒的背景幕，以及含蓄的联想与传统——而有了这些道具，风度翩翩、穿燕尾服的本土魔术师便可以巧妙地运用，以自己的风格超越传统。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通过阅读虚构小说了解一个国家、了解一个社会阶级或了解一个作家，这种观点是幼稚可笑的。可是，我的为数不多的知心朋友中有一位在读了《洛丽塔》之后发自内心地担忧，说我（我！）竟然生活“在如此令人沮丧的人中间”——而我所经历的唯一困苦是整天要在我的工场里与那些丢弃的手脚和未完工的躯体一起生活。

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书之后，一个美国批评家说《洛丽塔》是我与传奇故事的恋爱的记录。要是拿“英语”取代“传奇故事”，会使这个简洁的公式更正确。不过，说到这里，我感到自己的嗓音过于尖厉了。

这些都是秘密的脉络，是不容易察觉的坐标，本书就是借助这一方法来展开的——虽然我非常清楚，这些地方，还有别的场景会被那些读者草草翻过去，或者不被注意，或者甚至从没有翻到过，因为他们一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有一个印象，认为它与《放荡女子回忆录》或《风流男人恋爱史》相仿。诚然，我在书中确实有多处隐约提到一个性变态者的生理欲望，但是，我们毕竟不是小孩子，不是不识字的少年犯罪分子，不是英国寄宿学校的男孩子，在通宵达旦同性恋喧闹之后还得忍受阅读洁本古希腊、古罗马作品这样的怪事。

它就是一派明媚。每当我这样思念着《洛丽塔》的时候，我似乎总要挑出一些形象段落来回味，譬如，托克萨维奇，或者是拉姆斯代尔学校的学生名册，或者是夏洛特说“防水的”，或者是洛丽塔慢慢吞吞地朝亨伯特的礼物走去，或者是装饰加斯顿·戈丁那间按固定格局布置的阁楼要用的图片，或者是那个卡斯比姆理发师（我花了一个月时间写他），或者是洛丽塔打网球，或者是埃尔芬斯通医院，或者是脸色苍白、怀着孩子、可爱但已经无法救治、在格雷斯塔（书中的首府）生命垂危的洛莉·希勒，或者是山谷小城顺着山路传上来的丁当声（就在这条山路上我捉到了第一次发现的雌性浅蓝色小蝴蝶，名叫纳博科夫）。这些都是小说的神经。

我认为每一个严肃的作家，手捧着他的已出版的这一本或那一本书，心里永远觉得它是一个安慰。它那常燃小火一直在地下室里燃着，只要自己心里的温度调节器一触动，一小股熟悉的暖流立刻就会悄悄地迸发。这个安慰，这本书在永远可以想见的远处发出的光亮，是一种极友好的感情；这本书越是符合预先构想的特征与色彩，它的光亮就越充足、越柔和。然而，即便如此，仍然还有一些地方、岔路、最喜欢去的沟谷，比起书中其他部分来，你更急切地回想，更深情地欣赏。自从一九五五年春看了书的清样之后，我没有再读过《洛丽塔》，然而，这部书给了我愉快的感觉，因为它就在屋子里悄悄地陪伴着我，仿佛一个夏日，你知道雾霭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