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首先指出了妄心与照心的区别,照心是如日一般动静恒久的,妄心乃是充满主观的私欲之蔽的意动。其次指出妄心与照心不是两个心,而是一个心,即心之本体良知。《说文解字》说“妄,乱也”“照,明也”。这两者都是佛学用语。在王阳明看来,妄心虽然也是与良知本然的心是一个心,但是当恒静的良知之心生发私欲之意的时候,那就变成了妄心。
问立志。
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
“日间功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
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
先生曰:“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是所谓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译文
有一天,师生共同探讨做学问的功夫。
先生说:“教人做学问,不能偏执于一种教法。人在刚开始学习时心猿意马,不能集中精力,其心中所考虑的大多是人欲方面的事。所以,姑且先教他静坐,以安定思绪。久而久之,等到他心能安定的时候,如果还只是教他悬空静处,以至于像槁木死灰一般,也就没有什么用了。此时必须教他反省自察克己修身。这种功夫从来不能间断,好比铲除盗贼,要有一个彻底清除的决心。无事时,把好色、贪财、慕名等私欲统统搜寻出来,拔去病根,让它们永不再起,才算痛快。就像猫捉老鼠,眼睛盯着,耳朵听着,才有一丝萌动,就立刻去掉,态度坚决,不能姑息迁就,给它喘息的机会,不能窝藏它,不能放它生路,这才是真正的功[...]
如果离开了具体的事物悬空去做学问,反而是空谈不着边际。”解读王阳明反对空谈,主张事上为学。他的“格物致知”,实际上是从日常生活和行事中认识及实践“理”,在一言一行当中表现出来,把良知直接地贯注到日常生活之中。
原典有一属官,因久听讲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有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唯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译文有一位下属官员,常听先生讲学,他说:“先生的学说的确很好,只是我日常工作太繁重,没时间跟他学习[...]
又问:“甘泉近亦信用《大学》古本,谓格物犹言造道,又谓穷理如穷其巢穴之穷,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随处体认天理,似与先生之说渐同。”
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转得来。当时与说亲民字不须改,他亦不信。今论格物亦近,但不须换物字作理字,只还他一物字便是。”
后有人问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
曰:“《中庸》曰:‘不诚无物。’程子曰:‘物来顺应。’又如‘物各付物’‘胸中无物’之类,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2、格物犹造道
原典
又问:“甘泉近亦信用《大学》古本,谓格物犹言造道,又谓穷理如穷其巢穴之穷,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随处体认天理,似与先生之说渐同。”
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转得来。当时与说亲民字不须改,他亦不信。今论格物亦近,但不须换物字作理字,只还他一物字便是。”
后有人问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
曰:“《中庸》曰:‘不诚无物。’程子曰:‘物来顺应。’又如‘物各付物’‘胸中无物’之类,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译文
九川又问:“甘泉先生最近也相信《大学》旧本,认为‘格物’就像求道,认为穷理的穷,就像穷其巢穴的穷,必须亲身到巢穴中去。因此格物也就是随处体认天理,这似乎同[...]
正德十五年(1520年)夏,罗钦顺请假住在老家,听说时任江西巡抚的王阳明将溯赣江至赣州,就写了《与王阳明书》,在王阳明经过泰和时交给他。《答罗整庵少宰书》即是王阳明对该信的答复。
切肤之痛?不知道自身痛苦的人,就是没有是非之心的人。是非之心,不需要思考就能知道,不用学就能分辨,这就是所谓的良知。良知自在人的心中,不论贤愚,从古到今都是相同的。世上的君子,只要专心在致良知上,那么自然能具备共同的是非好恶,待人如己,视国如家,视天地万物与己为一体,以求得天下的大治。古人之所以能见善行等同于自己做的,见恶行等同于自己受的,把百姓的疾苦当做自己的疾苦,有一个人生活没有着落,就像自己把他推到了沟中去似的,他们并不是故意这样做以取信于天下,而是凭着良知做事求得自己的快乐而已。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说的话百姓们没有不相信的,这是因为他们所说的也只是推致了自己的良知;他们的行为[...]
劳烦你春天绕道光临寒舍询问论证,此等真情我何以承担?本来已经约好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选一处安静的地方,住上十来天,探讨一下我的观点,以便在彼此切磋中有所裨益。但是你公务繁忙,身不由己,不得不离开,我心中怅然若失。突然收到你的来信,前后数千言,我读后心中甚感欣慰。信中对我的过奖之处,是对我的一片提携鼓舞之情,其中的真切砥砺,令我感动,是想促进我跨入圣贤的领域。你又委托欧阳德转达对我的诚恳的关怀之情,要不是深交厚爱的人,又怎能如此!我既感动又愧疚,生怕担负不起你的盛意。虽然如此,我怎敢不更加勉励自己,而仅仅以愧不敢当为借口推辞呢!
你所说的“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并不期望千年之后仍被人理[...]
“师云:‘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之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
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己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之学。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人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先生说:“著书讲经以阐明圣道,仿效的又是什么呢?”
徐爱问:“‘尽心知性’怎么会是‘生知安行’的人才能够做的事呢?”
原典
这场对话篇幅很长,师徒从对韩愈和王通的评价开始,起先并未说明什么大道理。但由此过渡[...]
徐爱(1488—1517年),字曰仁,号横山,浙江余杭人,是王阳明最早的入室弟子之一,也是王守仁的妹夫。徐爱是一个典型的内圣型人才,可以说是阳明的“颜回”。正德七年(1512年)徐爱开始陆续记录先生论学的谈话,并编纂成本。但徐爱英年早逝,终年三十一岁。他生前一直期望为王阳明出《传习录》,后钱洪德完成其遗愿。
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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