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慢悠悠地骑着一匹鬃毛剪过的短尾英国矮脚马。她那戴着一顶高帽露出一绺绺乌黑头发的漂亮脑袋，她那丰满的肩膀，她那穿着黑色骑装的苗条身段，以及端庄优美的骑马姿势，这一切都使陶丽感到惊讶。最初一刹那，她觉得安娜骑马有点不成体统。在陶丽的心目中，女人骑马是同年少轻浮、卖弄风情分不开的，因此就安娜的处境来说，骑马是不合适的；但当她走近仔细一看，就觉得她骑马也不错。何况安娜的优雅风度，她的姿态、服饰和举止都朴素文静，落落大方，十分自然。

上流社会的人们会说，他的行动同一般青年人一样。他向年轻美丽的女人献殷勤，一个上流社会的丈夫是应该引以为荣的

事情就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你要么断定现存的社会制度合理，那你就维护自己的权利；要么承认你在享受不合理的特权，并且在像我这样尽情享受。二者必居其一。”

第二天，太太们还没有起身，打猎用的轻便马车，有四轮的，有双轮的，已经停在门口了。拉斯卡一早知道要去打猎，就一直狂吠滥叫，欢蹦乱跳，接着又坐在车夫的驭座旁，因为猎人们迟迟不出来，它紧张而不满地望着大门——他们应该从那里出来。第一个出来的是维斯洛夫斯基，他脚蹬一双靴筒高到他的胖腿肚的崭新大皮靴，身穿一件绿色上装，腰里束着一条散发着皮革味的新子弹带，头戴那顶有飘带的苏格兰帽，手里拿着一支没有背带的英国新猎枪。拉斯卡蹿到他跟前，跳起来向他致意，汪汪地叫着，仿佛在问，其余的人是不是快出来了？但没有得到回答，只好又回到原地等候，歪着头，竖起一只耳朵，又不做声了。大门终于格格响着打开了，奥勃朗斯基的黄斑猎狗[...]

香味浓烈的雪茄的烟像一块飘荡的桌布向前飞翔，冉冉上升，缭绕在桦树低垂的枝叶之下和灌木上面。

她说，穿过那扇高高的门。门的右边放着一张床，床上坐着一个男孩子。那孩子只穿一件敞开的衬衫，弯着小小的身子，伸着懒腰，还在打哈欠。他闭上嘴唇，嘴角上浮起一丝睡意未消的幸福微笑。他带着这微笑，又惬意地慢慢躺下来。“谢辽查！”她低声叫着，同时悄悄走到他旁边。在她同他分离的时期，在最近她对他的母爱沸腾的时候，她总是把他想象成她最喜爱的四岁时的模样。现在他跟她离开时不同了，和他四岁时的模样更加不一样，长得更高了，但是瘦了些。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的脸多么消瘦，他的头发多么短！一双手又多么长！自从她离开以后，他的模样变得多厉害！但这分明是他，是他的头型、他的嘴唇、他的柔软的细脖子和宽阔的小肩膀。“谢辽查！”她[...]

一个人可以用同一个姿势盘腿坐上几小时，如果他知道并没有人强迫他这样坐着；但一个人如果知道他非用这样的姿势盘腿坐上几小时不可，他的腿就会麻木痉挛，而竭力想伸到他希望伸的地方去。伏伦斯基对社交界就有这样的感觉。他心里明明知道社交界的门对他们是关闭着的，但他还是在尝试，看社交界的情况现在是不是有了改变，会不会接纳他们。但他很快就发觉社交界的门对他个人是敞开的，但对安娜却是关闭的。好像孩子们玩猫捉老鼠游戏一样，大家的手臂举起来放他进去，但接着就放下来拦住安娜。

父亲和教师对谢辽查都不满意，他学习得确实很糟。但决不能说他是一个低能的孩子。相反，他比教师举出来给他做榜样的孩子要聪明得多。照父亲看来，他不肯学习教师给他上过的功课。其实他是不愿学习。他所以不愿学习，因为在他的心里存在着比父亲和教师提出的更迫切的要求。这两种要求是矛盾的，因此他同教育他的人发生了冲突。他现在九岁，还是个孩子，但他知道自己的心灵，他爱护它，就像眼皮保护眼珠一样。没有爱的钥匙，他就不让任何人闯进他的心灵。教师抱怨他不肯学习，其实他的心灵洋溢着求知欲。他向卡比东诺奇，向奶妈，向娜金卡，向华西里·鲁基奇学习，却不向教师们学习。父亲和教师的希望落空了，就像推动水车的水早就漏掉了，漏到别的[...]

“第一，请你不要摇椅子；”卡列宁说，“第二，可贵的不是奖赏，而是劳动。这一点我希望你能理解。你瞧，如果你劳动、学习只是为了得奖，你会觉得劳动是辛苦的；可是当你劳动的时候，”卡列宁想到，今天早晨他怎样凭责任感签发了一百一十八份公文，完成了这样枯燥乏味的工作，说，“如果你爱劳动，就会在其中得到奖赏。”谢辽查的热情和快乐得晶晶发亮的眼睛变得暗淡无光，在父亲的目光下垂下来。父亲对谢辽查说话一向用这样的口气，他早就听惯了，并且会模仿他。谢辽查觉得，父亲对他说话，总是像对一个凭空想象出来、只有书本里才有的孩子说话，完全不像对他谢辽查说话。谢辽查也总是竭力装得像书本里那样的孩子。“我想你总该了解这个道理了吧[...]

他说，又困惑又恼怒地感到，他自己本来可以轻易做出决定的事，却不能当着培特西的面来讨论，因为他认为她就是当着世人的面主宰他的生活并妨碍他表示爱和饶恕的暴力的化身。他望着培特西公爵夫人，住口了。

卡列宁的错误在于他同妻子见面前没有料到这样的可能：妻子会诚心诚意忏悔，他会饶恕她，而她结果没有死。这个错误的后果，在他从莫斯科回来两个月后充分显示出来了。不过他所以犯这个错误，不仅因为他没有料到这些可能，还因为在那天他同垂死的妻子见面以前，他不了解自己的心。他在妻子的病榻旁生平第一次被怜悯心所支配。这种感情是由别人的痛苦引起的，以前他把它当作一种有害的缺点而羞于承认。对她的怜悯，对于希望她死这种心理的忏悔，尤其是饶恕的快乐，这一切不仅使他忽然觉得自己的痛苦减轻了，而且体会到以前从没有体会过的内心的平静。他忽然觉得，原来使他痛苦的事情，现在却变成他精神上快乐的源泉；当他谴责、非难和憎恨人的时候，[...]

只是他在这一小时里兜了几十个圈子的回忆和想象的又一次循环罢了。无非是重温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幸福往事，无非是想到毫无意义的茫茫的未来生活，无非是感到自己身受的屈辱，无非是这些思想感情的不断重复出现

同卡列宁谈过话以后，伏伦斯基走到卡列宁家门口的台阶上，站住了，好容易才想起他在什么地方，他要到哪儿去；他感到羞耻，屈辱，有罪，而且无法洗刷他的屈辱。他觉得自己被迫离开他一直轻松而自豪地走着的那条轨道。他所有的生活习惯和准则，以前看来是那么坚定不移，如今突然显得荒谬而不适用了。受骗的丈夫，以前一直是个可怜的人物，是他幸福的一个偶然而有点可笑的障碍，如今突然被她亲自召来，并且推崇到凌驾一切的高度。这个丈夫处在这样崇高的地位，并不奸刁，并不虚伪，并不可笑，而是善良、朴实而高尚。伏伦斯基情不自禁地有这样的感觉。角色突然变了。伏伦斯基觉得他崇高，自己卑鄙；他正直，自己堕落。他觉得她的丈夫尽管痛苦，还是宽[...]

饶恕的幸福向我启示了我的责任，我完全饶恕了她，我要把另一边脸也给人打；有人夺我的外衣，我连里衣也由他拿去。我恳求上帝，但愿不要从我身上夺去饶恕的幸福！”

“她什么欺骗的事做不出来呀！多半她要生孩子了。也许是生产上的什么病吧。但他们要我去的目的是什么呢？使生下来的孩子取得合法身份，破坏我的名誉，还是阻碍离婚？”他心里捉摸着。“可是电报里明明写着：我要死了……”他重新读了一遍，电文里的字句突然使他吃惊。“万一真是这样怎么办？”他自言自语，“万一她真的在临终前的痛苦中忏悔了，我却看作她又在欺骗，拒绝回去，那又怎么样？这样不仅太不近人情，会叫人家都说我的不是，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样做也未免太愚蠢了。”“彼得，去叫一辆马车来，我要到彼得堡去。”他吩咐跟班说。卡列宁决定到彼得堡去看看妻子。如果她的病是假的，那他就一言不发走掉。如果她真的病危，临终前想看他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