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除了黄兴全部反对，都认为此举无异于自弃外蒙（外蒙古趁辛亥革命清廷无暇北顾，在俄国挑唆下独立）。

孙文带着一肚子怨气跑去祭拜明孝陵，黄兴也换上军装，准备前往。临走前，给总统府秘书吴玉章撂下一句狠话：“你去告诉他们（参议院），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把决议（定都北京）改过来，我就派兵来！”

惨遭威胁的临时参议院修改了决议，结果引来各省都督的非议。

问题很简单，复杂的是脑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孙文一直醉心于美式民主，同盟会也采用三权分立的组织架构，但为了限制袁世凯，竟不惜把总统变成有位无权的摆设。

宋教仁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政见：总统取名，总理取实。

革党的幼稚于此展露无余——如果立法成了对人不对事的儿戏，法律也就丧失了其神圣性，寸步难行的袁世凯又怎么可能甘受约束？

可即便如此，孙文仍不放心，又设了两道封魔符。

一、定都南京；

二、必须到南京就任总统。

因此，对孙文的“拱手让江山”，既不应指责其软弱妥协，也不必谬赞什么绅士风度，真相很简单：玩不转了。

当然，对袁世凯严重猜防的孙文是不可能裸让的，他祭出了杀手锏——立法。

刚成立不久的临时参议院（同平民色彩更浓的众议院一起构成国会）代行国会职能，是中华民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可惜，四十三名参议员，三十三个都是同盟会会员，公信力堪忧。

临时参议院赶在孙文“禅让”前，为袁世凯量身定制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作为宪法，它是成功的，规定了我们依旧向往的“人民有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而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它又是因人而设的，偷天换日地将总统制改成了内阁制。

从前，张之洞这样的改革派是我们眼里的老顽固，不能不让位给我们这些“革命的暴徒”。而现在我们这些人也一个个变成了臭官僚，白花了二十年改革的工夫。年轻人一腔热血，想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但最终你会发现，只能用温和的法子激活人性中的善，而无法消灭人性中的恶。

南京。

尽管不情愿，孙文仍得恪守承诺，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

倒不是诚信问题，搞政治的人节操早就碎了一地了。主要因为列强不承认，穷得叮当响，执政的又是一帮同盟会的小年轻，好多人自己都感到学识跟经验不足，主动弃官，重新磨炼或留学。

梁启超曾列举国民性的六大弊端：奴性、愚昧、自私、好伪、怯懦、麻木。主张“欲维新吾国，先维新吾民”，并给新民开出了药方：兴民权。

但很显然，那个宁快勿慢的时代没有给建设预留任何土壤。连孙文都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砸烂一切的革命自然成为热血青年们心向往之的事业。

于是，清朝灭亡还不到一个月，刚当上小学老师的叶圣陶就开始同好友顾颉刚讨论无政府主义，认定“政府之行为断不能为吾人造福”。

对此，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晚年感慨道：

甘肃某县长接到上级“调查选举人札”的公文后，竟以为是要在境内挑选“举人”，回复道：“本县文风不振，贡生、监生倒有几个，举人却是一个都没有。”

而在广州附近的乡间，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一百多个社会团体。劣绅和地痞都在社团里找到了新的位置，摇身一变成为“爱国志士”。

这是另一个世界，这是同一个世界。在争权夺利上，顶层和底层心有灵犀如影随形，硬要说有什么不同，无非后者更简单粗暴，比如当社长演讲到高潮时，主持人会举起一张“请众鼓掌”的提示牌，为会场招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文明的外形易学，而内在的文明难求。对中国而言，这似乎就是一道无解的难题。

闻听此讯的孙文派人把萧某搀扶进来，含笑起立，准备同他握手。谁知萧某却放下手杖，跪在地上磕起头来。

孙文连忙将他扶起，道：“总统在职一天，就要为全国人民服务，是国民的公仆。”

萧某不解道：“那离职后呢？”

孙文答：“离职就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和老百姓一样。”

萧老汉兴奋道：“今天总算见到民主了。”

帝国的基层是县、乡，在没有《白鹿原》的时代，你很难看清这场巨大的历史震撼给那片广阔天地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但对中国而言，辛亥革命的确是一场好革命。尤其由袁世凯掌镜的下半集，以不流血的宫廷政变将改朝易代的成本降到最低，避免了兵连祸结、哀鸿遍野，可谓双赢。

然而，《泰晤士报》冷静地指出：“革命是否已经达到目的，这是未来的秘密。在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里，长久以来皇帝就像神一样统治着他们，能否突然用一个同东方概念和传统格格不入的共和政府的形式，来替代君主政体？”

步子迈得太大，一夕之间跨越了欧美上百年的进程，随之而来的问题不容忽视。

一天，八十多岁的盐商萧某从扬州赶到南京总统府，求见孙文。

门卫问他何事，答称“无事，只想看看民主气象”。门卫拒绝引见，他却执意不走。

剃发令随即颁布，截止到2月18日（农历大年初一），所有公务员必须剪头。

草民则不做硬性要求，结果街上跟过万圣节似的。有莫西干和朋克头，有不想剪的买来道士服把辫子藏在道冠里。一家名为“改良帽庄”的小店门庭若市，只因老板抓住了市场需求，专卖后面拖着假辫子的改良帽……

家世显赫的贵族，悄悄地把先朝冠服和诰命御赐收藏起来；皇族后裔启功则被家人送到雍和宫当小喇嘛，不敢告诉别人自己姓爱新觉罗。

同启功的隐姓埋名形成百年反差的，是那些为了开启星途不惜攀龙附凤谎称皇室的女艺人。

对戏子而言，历史又回到了原点。

乾清门以内，还是小朝廷的天下。隆裕以泪洗面，五岁的溥仪却没心没肺地发出清脆的欢笑。

刚收了袁世凯上万两银票的太监小德张难掩内心的喜悦，低头劝道：“太后，您老人家不必担心。有袁大人在外面罩着，您和皇上安心享福，荣华富贵一样不少，跟从前一样。”

落暮寒鸦，白云苍狗。夕照中的京城，在寒冬岁末里显得冷冽而静穆。

庙堂伪号虽除，僭主心态未去

外交部街的外交大楼里传出一阵爽朗的笑声，蔡廷干亲自操刀，替兴高采烈的袁世凯剪了辫子。

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即民国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四年之后回头看，可谓一句莫大的讽刺。谁能料到，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不仅没拿到毕业证，还打回高中复读了。

纷纷扬扬的大雪给一望无尽的殿銮披上了一层银装，从空中向下望去，往日金碧辉煌的大殿显得无精打采，萧索颓败。

总期海晏清河，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悠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天下大治）之告成，岂不懿欤（岂不快哉）！钦此。

末尾的“岂不懿欤”是徐世昌加上去的，收煞得干脆巧妙，彰显了翰林出身的文字功力。

翌日，各家报馆都转载了诏书全文，民政部也用黄纸誊写了一份，置于天安门外的牌座上，供路人观览。

几天前还“心跳益剧，头眩尤甚”的袁世凯突然不治而愈，向南方发了一封意味深长的电报：

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心血，亦国民无穷之幸福。

1912年2月12日，由张謇起草、徐世昌润笔的退位诏书公诸天下：

今全国人民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其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那是个革命党的炸弹能使小儿止啼的时代。孙中山被清政府描绘成红毛绿睛的江洋大盗，身怀“明拳”“明足”和“明身”三样绝技，手下的好汉个个飞檐走壁，无孔不入，还自觉接受先进科技，手枪炸弹一应俱全。

隆裕也是看《七侠五义》长大的，登时大惊失色，唤来赵秉钧、梁士诒和胡惟德，号啕大哭道：“我母子的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母子二人！”

北洋军头再次联合发难，由段祺瑞领衔上奏，严斥“二三王公反对共和，陷两宫于危险之地”。声称要率全体将士入京，同那几个败类“剖陈利害”，结尾还颇有画面感——挥泪登车，昧死上达。

满眼刀光的电奏撕破了最后一层面纱，隆裕终于同意逊位。

巨响之下，良弼的左腿被炸断。一块弹片击中下马石反弹回来，打到彭家珍的后脑，当场致死。

失血过多的良弼在医院呻吟两日，不治身亡。临死前哀号道：“炸我者，知我者也。我一死，大清亡！”

的确，良弼在满清贵戚里的人望比溥伟高多了，彭家珍的壮举诚如孙文所言，是“小弹丸而收巨功”。

后来袁世凯当大总统期间，参谋部次长陈宧（yí）每月都能见到一个中年男子前来领钱，回回都是一千银元。打听一下得知，正是彭家珍的父亲。

宗社党瞬间作鸟兽散，溥伟和善耆连夜离京，躲到租界不敢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