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乃驻昆明的中统特务头目查宗藩是也

张伯苓一直是名义上的常委，常驻重庆，对联大事务很少过问；梅贻琦正在北平接收清华校产，为学校复员作准备。傅斯年正满头大汗地穿行于北平与重庆之间，忙于北大复员事务。梅贻琦离昆之时，按照老规矩，把校务交与清华的二号人物叶企孙代理，而叶氏是位办事低调，不喜声张，更不乐意多管闲事的理科教授，在三校即将复员之际，名义上是代理常委，实际只是勉强维持大局而已。想不到就在这个空隙，蒋梦麟离职前所担心的学潮爆发，震惊中外的血案发生了。

蔡元培闻讯赶到现场，告诉示威的学生必须服从学校规则，但在胜利中被权力和欲望膨胀起来的学生，已不再把这位使旧北大脱胎换骨为新式的“北大之父”放在眼里，继续高喊口号并张牙舞爪地拥进教室和办公室，四处寻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账，誓要砸烂他的“狗头”。蔡元培见对方如此嚣张，竟然蹬着自己的鼻子上脸，遂一改往日温文尔雅的面目，怒目圆睁，一边把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之上，一边摇摆着拳头，神色俱厉地大叫道：“你们这班懦夫，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蔡元培向示威的学生逼近几步，对方就后退几步，但始终围成一个半圆形，如同群狼围攻猛虎，跃跃欲试又不敢强攻，双方陷入难分难解[...]

梅贻宝所言不差，就在这一时期，教授的月薪只够半个月吃饭，剩下的半个月只好另想办法，且多靠夫人们操劳。教授夫人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吃饭，在昆明这块地盘上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小食品拿到街上叫卖。据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回忆说：“我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很好，只能帮助做做围巾穗子。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月涵还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

陶云逵教授一家悲惨至此，那些夫妻儿女健全的教授家庭，生活亦痛苦不堪，即如蒋梦麟、梅贻琦、潘光旦等联大的头面人物，生活处境同样极端恶劣，难以为继。据梅贻琦五弟、抗战时期曾任成都燕京大学代理校长的梅贻宝回忆说：“三十四年美国国务院约请燕京大学指派教授一人，赴美报聘。教授会议推举我去应邀。由成都起飞，道出昆明，在‘五哥’五嫂家住了一夜（南按：梅贻琦在家族辈分中大排行第五）。校长住宅倒也罢了，只是人口多些，挤些，晚饭实在太简单了。当晚只见祖彦侄闷闷不乐，迥异寻常。临睡给我搭了张行军床，借了条被，就设在‘五哥’书架前。他一面看学校公事，我们一面叙谈家常。我问到祖彦，‘五哥’才说，两天前跑警报，彦侄把一副[...]

陶云逵身后极度萧条冷漠，夫人林亭玉遭失子丧夫之双重打击，经济贫困，生活无着，痛不欲生，撇下才出生两个月的女娃，投身滇池欲一死了之。幸有渔民发现，急驾舟前往搭救，将在水中翻滚的林氏用鱼网套住提上船来。送医院抢救时，在其口袋里发现了一封遗书，世人才知道这位衣衫褴褛的投水女人，原是西南联大一位著名教授的夫人。

1934年6月，北大教授刘半农前往内蒙古等地调查方言音调和声调，途中遭昆虫叮咬，染上“回归热”。返平后于7月14日入住协和医院，当日下午不治而亡，卒年43岁

工资只涨了7倍，而云南的生活费用上涨了103倍。我只能做这样的比喻，就像一个人有了一套舒适的公寓并担任了年薪1000镑的职务，后突然变成每年不到70英镑，因此要生活在阿盖尔郡的海岸上，就要节省每一个先令。一些在欧美名声显赫的人常常难以填饱肚子。”

1942年，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应《中央周刊》之约写过一篇《战时物价》的小品文，说“这两三年来，因为物价高涨的缘故，朋友一见面就互相报告物价，亲戚通信也互相报告物价。不过这种报告也得有报告的哲学，当你对你的朋友说你在某商店买了一双新皮鞋价值四百元的时候，你应该同时声明这是昨天下午七时三十五分的售价，以免今天他也去买一双的时候硬要依照原价付钱，因而引起纠纷。又当你写信给你的亲戚报告本市物价的时候，别忘了补充一句：‘信到时，不知又涨了多少。”’又说：“现在有些小地方追赶某一些大都市的物价，恰像小狗背着斜阳追赶自己的影子。但是无论小地方或大都市，人人都在嗟叹物价如春，如初日，如脱手的气球，只见其高，不[...]

王力早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据说是同班32名学生中唯一跟随赵元任治语言学课业者，后来负笈远游，留学法国，融中西文化于一身，成就斐然，属于陈寅恪、赵元任学生辈中最出色的学者和语言学家。但据王力自己说，同是我这个人，写正经的文章时往往为了推敲一个字而“呕出心肝，若写些所谓小品，却是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除了王氏自言是“尼姑思凡，动了一念红尘”之外，当是生活本身的利刃已在他心中划过无数道带血的印痕，郁积于心中的块垒必须倾吐出来才感到身心舒坦一些，于是便有了他一连串发表于各报刊关于战时物价与人民生活真相的文章问世。就当时的情形言，与王力处于同一种心境者大有人在，如抗战期间一直在沦陷[...]

这种令知识分子落魄的生活遭际，时为西南联大化学系著名的“怪教授”曾昭抡亦深表郁闷和无奈，他在这年7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昆明教育界生活日趋艰苦，联大教授中，每月小家庭开支达五百元者，为数不少。月薪不足之数，系由自己贴补。昨闻黄子卿云，彼家即每月需贴百余元。一年以来，已贴一千元以上。原来存款，即将用罄，现连太太私房及老妈子的工钱，也一并贴人，同时尚当卖东西到资补助云。”8月28日记道：“九时，蒋明谦、买树槐来谈，自称现今每月挣一百零五元，入不敷出，顾家更无办法。买又云，彼等住昆师之教员被该校逐出，现已无家可归。”其悲惨之状可与乞丐难分彼此，甚至可以于夜间同盖一块大废报纸而成为真正情同手足的阶级弟[...]

促使蒋梦麟由一度逃课的顽皮少年，转化为一个埋头读书奋发的“小书生”，除了以上君子大道的渗透，还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偶然事件。这个事件在蒋氏的命运转折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与其形影相随，相伴一生。许多年后，蒋氏在他的自传《西潮》中对这个隐秘故事做过详细的解说：“我故乡余姚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这是各县都有的。如果有上级官员过境，知县就在这里迎候。大约六十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发现亭子附近聚了一大堆人。我赶过去一看，原来是大家在观望学台和他的随行人员纷纷下船，有些上岸。这位学台正预备去宁波主持郡试。前一日，知县已经从老百姓手中‘抓’去好几条大船，那条专为这位学台预备的船上装了好几只加封条的箱子[...]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等格言，驱策着年轻的蒋梦麟向学问之途奋力迈进，其情势“正如初春空气中的芳香吸引着一匹慵懒的马儿步向碧绿的草原”。学有所成的蒋梦麟决定参加科举考试，以此来赌一生之荣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他昂

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和在其心灵里播下的种子，将终生影响他的性格、思想、事业与前途。对于这一命题，德国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研究得更加深入细微。接照弗氏的婴儿性欲理论，人生中最早的几年完全决定他的一生，成人后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情绪的毛病，都和童年经过的几个阶段的经历有密切关系。

蒋梦麟之所以作出令大多数同仁不解甚至在大伙看来“羞耻”的抉择，自有他的想法和理由。所谓人心隔肚皮，冷暖各自知。尽管傅斯年与郑天挺等辈与蒋梦麟共事多年，但对蒋深层的思想与性格了解的并不够。在傅斯年看来，蒋之所以作出这个自认为明智实则糊涂的抉择，与他那位年轻的新任妻子陶曾榖背后鼓捣有极大关系，因为这位风骚加风流兼带着爱慕虚荣的原教育部秘书，一直认为高官大员的奢侈生活才是真正的阔人的生活，其他职业皆属低贱之辈，北大校长亦属此类。因而已是徐娘半老的陶曾榖“尤工媚外”，在昆明短期居住期间，经常组织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漂亮女生，以慰劳盟军的名义到俱乐部陪美军军官跳舞，且以每小时4美元的价格收费，结果是闹得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