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也知道，要使一种主义获得人们热烈信仰和拥护，口头阐述远文字宣传有效得多，世界许多次运动的成功，大都归功于一般能干的演说家，而不是许多有名的著作家。

但是，为了想把我的主义揭示得更加详细，更易使人了解，我觉得非写这本小册子来不可。

因此，本书也可说是我日后行动指南针，同时也是本党活动的一个基础。

原因在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两者间政治距离太远；而赫倍塞轧皇室的存在，又是日耳曼人民的一个障碍。

为了我对于这些的认识太清楚，使我非常痛恨着奥国！

但是德奥边陲上我的家庭，我是多么的爱护啊！

我从小生长在贫困的环境中，家里原有的薄产被我母亲一场大病用倾，因此不是维持生活。

我决心在这时候起自食其力，便搭了一间简陋的衣箱奔到维也纳。

我希望艰苦地和自己命运搏斗一场，战胜之后就能成为一个世界杰出人物；但我不将做官看作一生最高的目标！

我们知道身体中已染上了毒素，同时那股毒焰在奥国的南北两部的天空弥漫着。

我们这伙青年原先已受了政治的训练，虽然那时仅懂得一些国语，还不知道启发“民族性”的责任。

总之，我少年时已不是一个头脑冷静的人，而是个热烈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Deutschatioua.）

我的思想捷快发展着，十五岁那年，我便能把效君王的“爱国主义‘和人民立场的”民族主义“分析得很明白。

我始终爱好民族主义的观念。不中万料不到会有今日这个党的组织！

我年轻时代，这个严重的问题便在我头脑里打滚。

我挥着铁拳：为什么日耳曼人民都不一致投到俾斯帝国（Bismark‘Fmpire）的怀抱里呢？我嫉妒着。

做官的生活我并不贪婪。根本我愿闷死在那边理文牍的案头。

蹈了我父亲所说官场失败的覆辙。这是我的决心，任外界加给了我最大的诱惑，我都不变初衷。

我了解历史的意义，我是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

少年时代，我记得在奥地利民族斗争运动的范畴里，早有了我这一颗种子。

这并非是经济关系，而正是血统的关系。

纵使二个国家的拥抱于经济上是蒙受不利，我也可以武断地说：如果日耳曼的子孙们一天不合并统治，便一天不得安宁。

必至日耳曼人民繁殖到人口膨胀时，才伸出手去向外掠取领土。

那时候大众为了面包和牛油，当然不惜用锄头代替了刀剑，去揭开战争的序慕。

为了这，我生在边陲小镇上，便负有神圣伟大的使命。

“我是日耳曼人。但为什么我们要和其他日耳曼人分裂？我们不是同一种族吗？”

我年轻时代，这个严重的问题便在我头脑里打滚。

我挥着铁拳：为什么日耳曼人民都不一致投到俾斯帝国（Bismark‘Fmpire）的怀抱里呢？我嫉妒着。

做官的生活我并不贪婪。根本我愿闷死在那边理文牍的案[...]

而且正当是两个日耳曼国的交接之处，天生给了我一个奋斗的机会。

奥地利——这日耳曼民族的支派，早应该归到祖国大日耳曼的图版上了。

当然，我也知道，要使一种主义获得人们热烈信仰和拥护，口头阐述远文字宣传有效得多，世界许多次运动的成功，大都归功于一般能干的演说家，而不是许多有名的著作家。

但是，为了想把我的主义揭示得更加详细，更易使人了解，我觉得非写这本小册子来不可。

独夫的第二幕开始了，犹记得他信誓旦旦的街头演说-德国一定要有和平，绝对不能有战端……如今，笔直平滑的坦克车路通往所有邻国，军火工厂的机器日夜运转，，“先有枪才有奶油”的口号震天价响。

慕尼黑协定，德波互不侵犯协定。德苏和平协定……侵略者昨天缔约，今天撕约，明今就派坦克车前去，於是奥利，捷克，波兰，法国，希腊，南斯拉夫……，与西班牙的独裁者法弗朗哥合纵联横，与义大利的墨索里尼策略联盟……侵略者站在维也纳家乡父老前演说，站在凯旋门前回目四望，胜利的表情写在脸上，亚利安人是最优秀的人种，实在是该统治全世界，或者他这么想着。

第三共和诞生了，接着是一连串扩权和排除异己的措施。例如指控共产党放火烧总理府而大肆清党（却有更多人相信是纳粹自己所为），设立集中营整顿异己，将纳綷突击队扩编成黑衫军，在恐怖的气氛下逼国会立法使总理权无限上纲等等……

此外，全面烧燬哲学，戏剧，小说，医学，科学等书藉，全面逮捕工会领导人而取而代之，党禁，报禁，……一个比法西斯和苏维埃的极权还要澈底的新德国出现了。纳粹是他的统称。

现在，独裁者似乎把夺权的第一幕演得非常好了，如雷贯耳的民众呼声，崇拜欣喜的表情，摩肩擦踵的人潮……，这是戈培尔的宣传摄影师留给廿世纪人们最惊异的影像，好像在告诉世人，这都是为独夫背书的人……

独夫的第二幕开始了，犹记得他[...]

于是，我们看到那些失业的，家无隔日粮的，不满现状的，目光全投注在街头那个天才演说家身上，他矢言撕毁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矢言再造德国的俾斯麦时代，矢言几年内全国没有人会失业，矢言打击贪污，打击为富不仁的犹太人……几乎手上有几张支票就开几张支票。此外共产党在这个时期也大幅增加支持者，企业家和地主们为了怕他们壮大，也纷纷支持纳粹，

有失意，总也有得意的时侯，1929年的全球经济萧条，使刚刚复苏的德国经济再度濒於崩溃，，失业率六比一的数字，使家家愁苦万状，此时的希特勒一如他对历史的自况：从未如此却踌躇满志。

就在这个时期，希特勒舞台剧的序幕拉开了。我们看到一个年三十岁，个子不高的年轻人走进右派大本营——慕尼黑的啤酒屋里，他从奥地利来，在一次大战时当过下士，受过伤，如今任职联邦秘密侦察局。来这个啤酒屋，正是要调查有无“不法或不忠”。但当他听到了这些酒醉工人的抱怨与不满后，立刻发现是个机会，一如他自陈：这是生命中决定性的刻，再无回头之路。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末，我加归慕尼黑从亲自再进我那一团的后备队。

但是，该队被“军人会议”（Soldiers Councral）所把持着。

我对这一点深为不满，所以决意立刻脱离。我和战争时的一位忠实同志史密特。

爱仑斯特（Schmiedt Ernst）同赴特老恩斯坦因（Traustin）去居住，在那里一直至军队解散。

一九一九年三月，我们再回慕尼黑。

在当时的情况，实在不大好，革命扩大而已有不可遏止的情势。

爱士诺（Eisner）的死，恰好是加快了这一个情势的进展。最后竟造成了由会议操纵的形势，这或者可称之为犹太人过渡期间的统治更为洽当些，这便是首倡革命者的最初目的，在这期间，我的脑海中的计划有了[...]

不过这种研究，不能仅从表面上去做的，局外人又只能说一些漠不关心的空话，或佯示感慨，犹之示遭毒蛇蟠绕过的，不能得知毒蛇的毒涎。

那引起幸运者和自矜成功者，则昧于社会需要；而华装贵妇则又有慈悲而缺乏才能。

我不知道这两者的为害孰浅孰深！后者的罪行在于而缺乏警诧，以为这是民众忘恩的佐征。

实则社会事业的不易完成，他的症结所在，不在施行小惠，而在恢复民众的权利，故实不应望而感德，这是她们所不能了解的。

我觉得这种事情惟有两种方法可以改进：一是对于社会责任应有深挚的情感，方能确立一良好的原则以为我们发展的途径；一是须痛下决心，除去一切不可救药的赘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