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是两天前在饭桌上认识她的，可现在卡却觉得她很陌生。韩黛，她想把自己和“神蓝”之间的亲密关系表露到什么程度？

在这儿我能和‘神蓝’先生共同开创事业，我感到很幸福。在这儿您能写出诗来吗？”

马车停了下来，车夫捅了捅卡，随后卡便从篷布下钻了出来。他压根儿就没想自己到了哪儿，便走进了一栋旧楼房。楼很旧，墙面都已经褪了色，这样的楼卡以前见到过很多。顺着狭窄的楼梯上了两层以后（高兴的时候他还会记得曾经有扇门，门前摆着很多鞋，透过门缝他还看到了一个机灵的小孩），卡进了一间房（房门打开着），在里面他看到了韩黛。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这样写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觉得此次马车之行将会不可避免地改变他的生活，千万不要以为接受“神蓝”的召唤将会是卡生命的转折点。我可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卡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彻底改变他的命运，过上幸福的生活。可很多事情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之后这么多年他一直都十分后悔，他甚至想过千百次，要是伊珂当时在房间里能说出合适的理由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去“神蓝”那儿了。不过他也不知道伊珂当时应该说个什么样的理由。

可能是好奇心在作祟，也可能是因为他害怕幸福。

伊珂也提到了父亲对政治的担忧，她还说有些人为了复仇可能会扔炸弹，让卡不要再上街去了。他们被幸福冲昏了头脑，说了很多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们约好搭头班车一起离开卡尔斯，他们甚至还要手拉手一起看看窗外被冰雪覆盖的山路。

我曾经提到过，卡是那种因为担心幸福过后接踵而来的便是痛苦而害怕幸福的人。

“你嫉妒‘神蓝’，你讨厌他，”卡迪菲说道，“你甚至不愿把他看作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你和那些世俗者一样，认为没有西化的人是不开化的、愚昧的、卑劣的，你们只会用棍棒来教育人。你很高兴，我为了救‘神蓝’而向军方低了头。你甚至都无法掩饰你那不道德的喜悦，”她的眼神里流露出了厌恶，“既然这件事情必须先由‘神蓝’作决定，作为一个土耳其男人，从苏纳伊那儿出来后，你为什么不直接去‘神蓝’那儿，而是先来找我？要我说吗？因为你想先看到我自愿低头，这样可以让你在你所害怕的‘神蓝’面前有一些优越感。”

“也许是因为我胆小吧。我现在很幸福，我不想成为那些宗教分子的靶子。他们会说就是这个相信无神论的家伙捣的鬼，是他让学生们看到卡迪菲摘掉头巾的。就算逃到德国去，我也会有一天在大街上被他们打死的。

“我们知道卡迪菲爱‘神蓝’，”苏纳伊说，“卡迪菲要是摘掉头巾的话，我马上就叫人放了她的‘神蓝’。他们可以一起逃到远离大家的地方，过上幸福的生活。”

甚至因为自己是从德国来的，是从伊斯坦布尔来的，在这些人的面前他很自然地有一种优越感，这种心情也就更加舒畅了。

自己的想法落空了，所以卡焦躁不安了起来。他想过要跑回旅馆去，可还没到第一个拐弯处，他就进了左手边的“团结咖啡馆”。咖啡馆的墙上挂着面镜子，他坐到炉子和镜子中间的一张桌子旁边写下了名叫《被杀死》的诗

比如说崇拜欧洲的诗人努瑞廷，他对政治并不是太感兴趣，几年前他写了一篇半科普性的文章，里面大多是些废话，可一份伊斯兰报纸篡改了这篇文章，说他“辱骂了我们的宗教”。为了不被大家看成是胆小鬼，努瑞廷便重拾过去的思想，军方支持的一家世俗媒体运用他也喜欢的夸张说法把他捧成了一个英雄，然而一天早上，绑在他汽车前轮上的尼龙袋子里的炸弹爆炸了，他也被炸成了无数的碎块。

卡的眼前涌现出了近年来被伊斯兰分子枪杀的一些作家的身影：改信无神论、试图指出《古兰经》里矛盾之处的一个说教者（他们从他的身后朝他的脑袋开了一枪）；写专栏文章讽刺那些戴头巾和面纱的妇女，把她们说成是“步行虫”的主编（一个早上，他和他的司机一起被人用机关枪打死）；指出土耳其的伊斯兰运动与伊朗有关的专栏作家（发动汽车的时候，连同他的车子一道被炸到了半空中）——即便对他们心存敬爱之意，会为他们泪满盈眶——可卡还是觉得他们的激情、他们的愤怒、他们的决心有点天真。对于这些热情似火的作家或是那些因为类似的原因在偏远城市的小胡同里遭黑枪的记者，伊斯坦布尔和西方的媒体根本就不感兴趣，这让卡很气愤，可让他更为愤怒[...]

两天前，这个卡和这些年轻人在火车站见了面，卡对那些年轻人说：“我是无神论者，我不相信真主，可我也不自杀，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