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贝尔曾临时受命领导不久前设在他所住旅馆内的一间检疫隔离室，他对自己监管的人数了如指掌，对那些突然显现出疫病感染迹象的人们组织紧急撤离的方式方法的细节也胸有成竹，而且把为检疫隔离者注射血清有效率的统计数字铭记在心，但他却说不出每周死于鼠疫的人数，也不清楚鼠疫究竟在蔓延还是在消退。而无论情况如何，他自己却始终保持着有朝一日逃离此地的希望。

不管怎样，假如有人想对本市关山阻隔的亲人们的精神状态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就必须重新回顾笼罩着那无树城市的残阳如血、尘土飞扬的永无变化的傍晚，那时，男男女女都纷纷拥上大街小巷。奇怪的是，传到仍沐浴着阳光的各咖啡馆露天座的，已不再是通常组成城市语言的车水马龙和机器轰鸣声，而是异乎寻常的嘈杂脚步声和低沉的说话声，即由阴沉的天际传来的灾祸的呼啸标出节奏的千百双鞋底痛苦的嚓嚓声，总之，是那逐渐充满整个城市的无休无止、令人窒息的沉重脚步声，它夜复一夜，以最忠实最忧郁的音调呼应着那盲目的执著之情，这种情绪终于在我们心中取代了爱情。

有人会问，这些关山阻隔的人看上去像什么？好吧，这很简单，他们什么也不像。或者，如果你喜欢这么说，他们像所有的人，彻头彻尾的一般神态。他们分享着城里的平静，分担着全城无谓的烦躁不安。他们不再有批判意识的痕迹，同时却赢得了冷静的表象

习惯于绝望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从前，远隔天涯的人们并非真不幸，在他们的痛苦里还有一线使人感悟的光明，但这一线光明已然消逝了。

经过这漫长的别离期，他们再也想象不出自己亲身经历的那种亲情，也想象不出怎么可能有一个人曾在自己身边生活，而且自己随时可以用手抚摩那个人。

鼠疫伊始时他们还能清楚忆起他们失去的人儿并思念再三。但，如果说他们能清晰地回忆心爱之人的音容笑貌，回忆他们俩事后才意识到是很幸福的某一天，他们却很难想象，当他们回忆往事的那一刻，在天涯海角的亲人能做些什么。总之，在那一刻，他们拥有记忆力，但却缺乏想象力。在鼠疫的第二阶段，他们连记忆力都失去了。并非因为他们忘记了亲人的面容，而是因为——这也一样——那已不再是有血有肉的面容，他们在体内已感觉不到亲人的存在。头几个礼拜，他们还想抱怨，在他们做爱这类事情里，他们接触的只是些影子，后来，他们发现，那些影子还可能变得越来越干瘪，连记忆里保存的最淡的色彩都会无影无踪。

在公共场合，垂死的人紧紧抓住活着的人，表情里透出合情合理的仇恨，以及愚蠢的希望。

他们全神贯注在排队、走门路、为吃饭而办手续之类的事情上，再也没有时间去琢磨周围的人如何死去，他们自己某一天又如何死去。

，有些狂怒的人便在某个痛苦得发呆的房屋主人眼皮底下冲进他正在燃烧的房屋。见屋主人无动于衷的神情，许多看热闹的人也亦步亦趋，跟了进去，于是，在这条黑暗的马路上，借助火灾的微光，可以看到一些逐渐减弱的火苗以及被肩上扛的物件或家具弄得变了形的人影往四面八方逃窜

者树立的正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居下无双的英雄，他没有别的，只有一颗比较善良的心和一个看似滑稽的理想。这一点将使真理回归原有的位置，使二加二只等于四，使英雄主义恢复它应有的次要地位，从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而只能在此要求之后。这一点还将使这本编年史具有自己的特色，那特色就是用恰当的感情进行叙述，这种感情既非公然的恶意，也非演戏般的令人恶心的慷慨激昂。

过分重视高尚行为，结果反而会变成对罪恶间接而有力的褒扬。因为那样做会让人猜想，高尚行为如此可贵，只因它寥若晨星，所以狠心和冷漠才是人类行为更经常的动力。而这种想法正是笔者不能苟同的。人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由愚昧造成，人如果缺乏教育，好心也可能同恶意一样造成损害。好人比恶人多，而实际上那并非问题症结之所在。人有无知和更无知的区别，这就叫道德或不道德，最令人厌恶的不道德是愚昧无知，无知的人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因而自认有权杀人。杀人凶手的心灵是盲目的，而没有远见卓识就不会有真正的善和高尚的爱。

“教您这一切的是谁，大夫？”他立即得到了回答：“是贫困。”

既然天地万物的秩序最终归结为一个死字，上帝也许宁愿人们别相信他而全力以赴去同死亡作斗争，宁愿人们不要抬眼望青天，因为上帝在那里是不说话的。”

因为并没有一个人全身心投入地信赖上帝，而他里厄正在与大自然本身作斗争，起码在这一点上他相信自己正在掌握真理。

“您相信上帝吗，大夫？”问题提得仍很自然，不过里厄这次有些犹豫。“不相信，但这能说明什么呢？我处在黑暗中，我很想看个清楚。好久以前我就不再认为这有什么独特之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