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说哲学已被神学家们的血液败坏时，在德国人中，我会立刻得到了解的。新教教士是德国哲学的祖先，如新教的原罪说。新教的定义：基督教的局部麻木也是理性的局部麻木。要了解德国哲学到底是什么，人们只要说一声“图宾根神学院”就够了，那是一种狡猾的神学。斯瓦宾人是德国最善于说谎的人，他们说起谎来自然得很。

为什么康德的出现给德国学者带来欢欣呢？这些学者有四分之三是教士和教师的儿子。德国人确信，从康德开始德国已向更好的方向转变，甚至今天还这样看，德国人这种信念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德国学者所具有的神学家的本能，预见到曾经一再被认为可能的东西。

一条潜回古老理想的途径已被发现了。由于一种狡猾而机巧的怀疑思想，[...]

我向这种神学家的本能宣战：我到处都发现它的踪迹。

任何人，只要他的血管里有了神学家的血液，他们就会带着一种歪曲和不诚实的观点去看万事万物，并把由此发展而来的感情自命为信仰；断然对你自己闭上眼睛以免看到那些无可救药的虚伪。这种对一切事物的错误观点被提升为道德、美德、神圣；良知与错误的看法被联系在一起；一个人自己的观点一旦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旦被冠以“上帝”“赎罪”和“永恒”这些名称，就不会再承认任何其他观点更有价值。

我发现到处都有这种神学家的本能；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现的最普遍的、真正卑下的虚伪。凡是一个神学家觉得真实的东西，必定虚假，这几乎是真理的准则。

神学家最根本的自保本能让他轻视[...]

现在必须说，我们把谁看作与我们正相反对的人，神学家以及任何血管里具有神学家血液的东西，都侵蚀了整个哲学。

任何看到这个大灾变的人，任何屈服于它而几乎被它所湮没的人，不会再把它看作儿戏。那些高贵的自然科学家和生理学家的自由思想才是一个儿戏；他们在这些方面缺乏热情，他们不承认这些事情是他们的热情、苦难。

这个毒害比想象的更严重；今天，只要有任何自命为“观念论者”的地方，只要有基于某种更高根源而假定一种从上层和外来立场去看待现实世界的权利的地方，就可以发现神学家天生的自大。

观念论者，正像教士一样，手中握着一切崇高的概念；不仅握在手中，还充分运用崇高的概念，对“理解”“本性”“光荣”“良善生活”和“[...]

基督教是怜悯的宗教。怜悯与那些提高我们活力而使人奋发有为的情绪相反，它具有一种抑制生命活力的效果。当我们感到可怜，力量就被剥夺了。这种因痛苦而来的生活力量丧失了，又被怜悯增加和扩大了。怜悯使痛苦蔓延。在某种情况下，它可以导致生命活力的完全丧失，而此种完全的丧失与其原因的大小不成比例，如基督之死这个例子所表示的。这是第一个要考虑的，但还有更重要的一个。

假使我们拿怜悯所产生的那些价值来衡量怜悯，那么，它的危险就表现得更清楚。一般说来，怜悯阻碍了发展律，也就是阻碍了淘汰律，它强行保存行将毁灭的东西；它为那些被剥夺了生存权、为那些被生活淘汰的人辩护；而正因为它使各种失败的人继续生存，因而生命本身就暴[...]

这是一个我所知道的不幸、可怕的情况：我发现了人的“堕落”。

堕落这个字出自我的口里，至少避免了一个疑惑，它并不含有对人的一种道德责难。几乎就在人们一直追求“美德”和“神圣”的地方，我强烈地体验到这种堕落。正如你想象的一样，我是在“颓废”的意义下了解堕落的意义的；我认为，今天人类用以概括其最高愿望的一切价值都是颓废价值。

当一种动物、一个种族或一个个体失去各种本能时，当它喜欢不利于它的东西时，它就是堕落的。过去那些所谓的“崇高情操”“人类理想”，将来我可能必须写这方面的东西，这些妄念几乎也解释了人为什么如此堕落。

在我看来，生命本身就是成长、延续、累积力量和追求力量的本能：在缺乏生命的强力意志的[...]

我们不应该美化和粉饰基督教，因为它已断然向这种更高类型的人宣战；它已把这个类型的一切基本本能都置于诅咒之列；它从这些本能中拣出罪恶和恶魔，武断地判定：坚强的人是典型的不可饶恕的人，是“堕落者”。

基督教与一切柔弱的、卑下的东西携手，与一切失败者携手；它把一切与坚强的生活本能相矛盾的东西都文饰一番作为自保的借口；它教人相信，精神的最高价值是有罪的东西，是陷入错误的东西，是魔道。它用这种方式在精神上腐化最强者的理性。最可笑的例子，是帕斯卡的堕落，帕斯卡相信他的理性堕落是由于原罪，其实，只是因为他的基督教盲信。

人类并不代表一种趋向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意义下，所谓更好或更强或更高的东西的发展类型。

“进步”只是一个现代的观念，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从价值上说，今天的欧洲远不如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进一步发展下去，一点也没有出现“超升”、“增进”或“力量”各方面的必然趋势。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个人方面成功的例子在各种不同的广泛场合和文化领域内，经常可以碰到；在这里，我们确实发现了一种更高类型的人，对整个人类而言，这种类型是一种超人。这种获得伟大成功的偶然事件，在以往那是数见不鲜，在将来或许也能经常见到。甚至所有家庭、种族或民族有时也可能代表这种中心目标。

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问在生物发展过程中继承人类的应该是什么东西（人是目的）；而是问什么类型的人才具有更高的价值，更值得生存，更能把握将来而应当被产生、应当被期望。

即使在以往时代，这种较高类型的人也曾经常常出现，不过，那只是偶然的事，只能算是例外，绝不是按照预先期望而产生的。事实上，那是最令人畏惧的一类人，几乎是可怕的，由于畏惧这类人，所以人们便期望、产生和获得相反类型的人了：家禽式的动物、羊群式的动物、柔弱的人类动物、基督徒。

什么是善？凡是增强人的力量的东西、强劲的意志、力量本身都是善。

什么是恶？凡是柔弱的东西都是恶。

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一种力量得到增长和阻力被克服的感觉。

不是满足，而是要求更多的力量；不是和平，而是战斗；不是美德，而是适应。

柔弱者和失败者会被消灭，这是我们对人类之爱的第一原则。

我们甚至要给予他们一切可能的协助以消灭柔弱。

什么东西比恶行更为有害呢？主动地去怜悯一切失败者和柔弱者更为有害，这是基督教的低劣品性。

尼采终生患病和他对疾病的英雄式的反抗在他的创造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致使他将疾病提高到形而上的层次。他常常告诉我们，他的病如何使他在明显的、常规的生活意义之外追求特殊的生活意义。疾病与健康不是对立的东西，而是不同的存在层次。疾病提高富有创造力的人的英雄气概，而这种英雄气概是产生伟大事物的唯一条件。所以尼采认为疾病可以产生精神的健全，克服疾病可以产生狂喜，而健康却有满足的趋向，它是让人不能认识生命秘密的一种阻碍。

尼采不能解答他自己所提出的生活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不可解答。因为我们是在生活之中。强者对生活的价值不会做任何评断。只有那些沉沦者、厌倦于生活的人，才容易转向这些回顾，他们没有掌握胜利、英雄主义和美中的生活艺术。强者以平静的心态面对愤怒和贫乏，能慷慨地宽恕那些伤害他们的人。他们没有一丝犹豫的表现而把在危险中生活当作他们的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