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无论如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

作为旅行的缘由似乎有些理想化。简单，有说服力。再说，事情不可千篇一律。

一天早上睁眼醒来，蓦然侧耳倾听，远处传来鼓声。鼓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从很远很远的时间传来，微乎其微。听着听着，我无论如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

这也没什么不妥。毕竟听见了远方的鼓声。此时此刻，我觉得这是唯一使我踏上旅途的缘由。

回想起来，那里边存在奇妙的失落感。有质感的空白。某种浮游感或流移感。那三年的记忆在浮游力和重力形成的狭窄河道里往来彷徨。那个年月在某种意义上已然失却，又在某种意义上牢牢植根于我体内的现实。我可以在身体某个地方真切地感觉出记忆的把手。记忆的长臂从非现实的黑暗中伸出来抓住现实的我。我想将其质感讲给别人听，然而我不具有相应的话语，恐怕只能把它作为比喻性整体表现出来，一如某种心情

也许越过四十这道分水岭即年龄上了一个档次之后，过去不能做到的事变得能够做到了。不用说，这是好事，可喜可贺。但同时我又这样想：作为新收获的交换条件，说不定以前以为可以轻易做到的事会变得无能为力

每个人都有惟独自己听得见的远方的鼓声，一如小时候在乡下每次听到山那边传来的演戏或扭秧歌的鼓声，心里就怦怦直跳急着出门。人生途中的每一阶段都会有鼓声在远方呼唤自己整装待发，声音再弱我们也会听见，即便不是在“安静的午后”

例如，同是第一次到罗马，秋雨先生当即诗兴大发，由衷感慨“伟大”一词非罗马莫属：“只有一个词……留给那座唯一的城市。这个词叫伟大，这座城市叫罗马。”（《行者无疆》）村上则懊恼地断言：“罗马是个吸纳了无数的死的城市，所有时代所有形式的死尽皆充斥于此。从恺撒的死到剑客的死，从英雄的死到殉教者的死，罗马史连篇累牍尽是关于死的描述。元老院议员若被宣布荣誉死亡，首先在自己家里大设宴席，同友人一起大吃大喝，之后慢慢切开血管，一边畅谈哲学一边悠然死去。”（《凌晨3时50分的昏死》）当秋雨先生神色凝重地面对元老院废墟反复解读罗马如何伟大的时间里，村上百无聊赖地坐在公园草坪上看修女、看警察、看美少女、看热气球、看[...]

既非走马观花的游客又不是安营扎寨的居民，“勉强说来，我们是常驻游客”

第二，秋雨先生是带着中国去的，“身在曹营心在汉”，无论看什么，总忘不了将异邦和故国比较一番，有浓得化不开的家国意识或士子情怀。而村上基本上把日本潇洒地扔去一边，“情愿在异质文化的包围下、在孤立的生活中最大限度挖掘自己的脚下”

第一，秋雨先生是带着历史去的，每到一处，首先凭吊历史遗迹，抒怀古之情，发兴亡之叹，探文明之源，观沧桑之变。而村上对各类遗址和出土文物基本上不屑一顾，他感兴趣的更是眼前异国男女活生生的音容笑貌和日常性行为模式及其透露的个体生命信息

先生是带着中国去的，“身在曹营心在汉”，无

只有通过“跑之感觉”才能领会的东西在这世上也是有的。

稍顷，一只蜂飞进我的脑袋。不管怎么说，蜂们喜欢疲劳的气味，一瞬之间即嗅出它的位置。喏喏，这里有美味疲劳脑浆！旋即一针扎下，使之鼓囊囊闷乎乎膨胀起来。

无奈感——疲劳大概是从那里涌出来的。

浪迹欧洲的我通过这些日语文章使得自己同驻守日本的我息息相通。

作为新收获的交换条件，说不定以前以为可以轻易做到的事会变得无能为力。

我离开日本生活了三年时间。

话虽这么说，但并非三年时间里从未返回日本。也是出于工作需要，我回国了几次，把在外国期间写下的文稿交给出版社，一起安排几本书出版。所以，至少一年要回日本一次。不过除此之外，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欧洲生活。而且不用说，这时间里我长了三岁。具体说来，由三十七长到四十。

很早以前（其实也就是三十过后）我就有这样一个念头：对我们的人生来说，四十岁大概是一条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分界线。这倒不是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根据，也并非事先预测到了迎来四十岁具体是怎么一回事。但我还是这样认为，认为四十岁是一个大转折点，它将带走什么，又留下什么。在这种精神转换完成之后，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都已无退路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