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在编人员不愿意下到基层服务群众，他们把一些最苦最累、风险最大的活，或有些不好出面的事情，让临时人员去做。临时人员虽不是政府职员，但他们还得像政府职员那样承担公共管理职能。

有些单位喜欢用临时人员，除工作确实需要，用人成本低外，目的就是为了规避责任，工作中一旦出了事情，自己可以金蝉脱壳一推干净，让临时人员去承担责任。

“临时人员在接受用人单位用工之日起，已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属于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临时人员虽然不具备正式的在职编制，但是其是为用人单位的利益而工作，其履行职务的行为应是用人单位行为的延伸。因此临时人员因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相当于用人单位造成的损害，用人单位应对临时人员的职务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临时人员实施的与职务无关的违法行为应是临时人员的个人行为，应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要解决高校“官本位”问题，必须先处理好三个关系。首先，处理好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高校的关系。按照《高等教育法》，大学拥有包括学科专业设置、教学活动组织、科学研究、招生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但现在很多高校的权力被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越俎代庖，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很小。

其次，取消大学行政级别，逐步实现高校校长职业化。在校党委书记、副书记按有关规定由上级任命的情况下，大学校长可通过竞聘产生，副校长在校长提名的基础上，竞争上岗，逐步实现大学校长的职业化。

第三，处理好高校内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问题。现代大学的四个主要标准是“职业治校、教授治学、学术自由、学生自管”，从这四方面看，中国的大学还有很大差距。解决这[...]

“官本位”还造成人力资本严重浪费。在高校“官本位”管理模式下，近年来，有些高校教师变成行政权威的附庸，对教书育人和搞好科研失去了兴趣和动力，有的甚至干脆另谋职业。一些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和教授纷纷禁不住利益诱惑，转而谋求各种行政职务，造成专业技术人才资源的大量浪费。

“我看到那些豪华的行政机构，就感到心酸，高校很多部门一个办事员就可以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用的是液晶显示屏的电脑，而我们有些老师连自己的办公室都没有，备课也是在家里进行。”北京某大学一位姓张的老师告诉记者，“有些行政官员还利用手中权力与教师争课上，以致使老师完不成课时。行政官员每上一节课，都按超课时领取高额津贴。”

垄断央企高利润和高福利容易产生两个经济代价：一是投资回报率低，生产效率低下。如炼化项目，越亏损越生产越投资，导致投资粗放增长。于是企业亏损了，国家来买单补贴；企业盈利了，企业就发放高工资和高福利。

“旋转”型利益冲突更有隐蔽性——有些官员具有公私双重角色，在履行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利用公权为自己、亲属或利益相关者谋取私人利益。典型的有自己开公司、兼职、退休后到企业任职等形式。

影响型利益冲突通常表现为，官员利用公权力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实现自己、亲属或利益相关者的私人利益，比如处理亲属问题、自我交易、影响交易、裙带关系，等等。

交易型利益冲突，就是官员利用职务之便，直接从利益关联者那里收取私人利益。

尤其要引起重视的是政府和公众利益冲突，因为这个利益冲突的背后，实质却是官员和公众的利益冲突，直接损害的是党的执政基础。比如暴力征地、拆迁，等等。

由于秘书经常参与某一项重大决策的酝酿产生过程，这就使他们有更多可以腐败的权力资本。有些秘书经常暗聚在一起，相互通风报信，相互利用，形成中国特有的‘秘书部落’现象。他们的不正之风有时会直接影响某个部门决策的正确实施，影响领导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影响领导的形象。

其四，“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不少受访者认为，有些领导干部个人权力过大，那么与“一把手”有着特殊关系的秘书，在外人看来，权力自然也不小。社会上一些有求于“一把手”的人，也往往总是从秘书那里打开缺口。

其三，秘书监管缺乏有效机制。由于秘书不像领导干部那样拥有规定的权力，也就不像领导干部那样受到多方面的监督制约。

其二，秘书选用时“人治”色彩明显。目前不少秘书的选用，基本由领导干部自己定，组织人事部门就是履行个手续。结果出现不少领导干部自选秘书不报审批，或是手续办理流于形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