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不过是我们的最表面的角质,或者说,尘世之烦恼而已。要不然我们将发现我们在伪装底下行进,到头来必不可兔地将披人类及我们自己的意见所唾弃。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啊,没有衣服的话,人们将能多大地保持他们的身份?没有了衣服的话,你能不能在任何一群文明人中间,肯定地指出谁个最尊贵?
我可不想给一些性格坚强的人定什么规章,他们不论在天堂地狱,都会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他们甚至比最富者建筑得更宏伟,挥霍得更厉害,却不会因而贫团,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如果确实像人们梦想着的,有这种人存在的话;另外我也不给另一种人定出规章,他们是从事物的现状中得到鼓励,得到灵感,像情人一样热烈地珍爱现实——我认为我自己也属于这种人的:还有那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安居乐业,不管他们知不知道自己是否安居乐业,那些人,我也不是向他们说话的。我主要是向那些不满足的人说话,他们在应该可以改善生活的时候,却偏偏只是懒洋洋地诉说他们的命苦和他们那时代的悲惨。有些人对任何事情,都叫苦连天,不可救药地诉不完[...]
近来是哲学教授满天飞,哲学家一个没有。然而教授是可羡的,因为教授的生活是可羡的。但是,要做一个哲学家的活,不但要有精美的思想,不但要建立起一个学派来,而且要这样地爱智慧,从而按照了智慧的指示,过着一种简单、独立、大度、信任的生活。解决生命的一些问题,不但要在理论上,而且要在实践中。
谁能预知别人的生命有着什么远景?难道还有比一瞬之间通过彼此的眼睛来观察更伟大的奇迹吗?我们本应该在一小时之内就经历了这人世的所有时代;是的,甚至经历了所有时代中所有的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我不知道读别人的经验还有什么能像读这些这样地惊人而又详尽的。
人类在过着静静的绝望的生活。所谓听天由命,正是肯定的绝望。
你们自己做起奴隶的监守人来是最最坏的。谈什么——人的神圣!看大路上的赶马人,日夜向市场赶路,在他们的内心里,有什么神圣的思想在激荡着呢?他们的最高职责是给驴马饲草饮水!和运输的赢利相比较,他们的命运算什么?他们还不是在给一位繁忙的绅士赶驴马?他们有什么神圣,有什么不朽呢?请看他们匍伏潜行,一整天里战战兢兢,毫不是神圣的,也不是不朽的,他们看到自己的行业,知道自己是属于奴隶或囚徒这种名称的人。和我们的自知之明相比较,公众舆论这暴戾的君主也显得微弱无力。正是一个人怎么看待自己,决定了此人的命运,指向了他的归宿。要在西印度的州省中谈论心灵与想象的自我解放,可没有一个威勃尔福司来促进呢。再请想一想,这[...]
我毫不怀疑在本书的读者之中,有人不能为那吃下了肚的全部饭食和迅速磨损或已经破损的衣着付出钱来,好容易忙里偷了闲,才能读这几页文字,那还是从债主那里偷来的时间。你们这许多人过的是何等低卑、躲来躲去的生活啊,这很明显,因为我的眼力已经在阅历的磨刀石上磨利了;你们时常进退维谷,要想做成一笔生意来偿清债务,你们深陷在一个十分古老的泥沼中,拉丁文的所谓aes alienum——别人的铜币中,可不是有些钱币用铜来铸的吗;就在别人的铜钱中,你们生了,死了,最后葬掉了;你们答应了明天偿清,又一个明天偿清,直到死在今天,而债务还未了结;你们求恩,乞怜,请求照顾,用了多少方法总算没有坐牢;你们撒谎,拍马,投票,把[...]
人可是在一个大错底下劳动的啊。人的健美的躯体,大半很快地被犁头耕了过去,化为泥土中的肥料。像一本经书里说的,一种似是而非的,通称“必然”的命运支配了人,他们所积累的财富,被飞蛾和锈霉再腐蚀掉,并且招来了胠箧的盗贼。这是一个愚蠢的生命,生前或者不明白,到临终,人们终会明白的
我看见青年人,我的市民同胞,他们的不幸是,生下地来就继承了田地、庐舍、谷仓、牛羊和农具;得到它们倒是容易,舍弃它们可困难了。他们不如诞生在空旷的牧场上,让狼来给他们喂奶,他们倒能够看清楚了,自己是在何等的环境辛勤劳动。谁使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为什么有人能够享受六十英亩田地的供养,而更多人却命定了,只能啄食尘土呢?为什么他们刚生下地,就得自掘坟墓?他们不能不过人的生活,不能不推动这一切,一个劲儿地做工,尽可能地把光景过得好些。我曾遇见过多少个可怜的、永生的灵魂啊,几乎被压死在生命的负担下面,他们无法呼吸,他们在生命道上爬动,推动他们前面的一个七十五英尺长,四十英尺宽的大谷仓,一个从未打扫过的奥[...]
诸君生活在这个人世之间,度过了什么样的生活哪;你们生活得如此糟糕是否必要呢;这种生活是否还能改善改善呢?
自然颇有一些难懂的地方,作者自己也说过,“请原谅我说话晦涩,”例如那失去的猎犬,粟色马和斑鸠的寓言,爱默生的弟弟爱德华问过他是什么意思。他反问:“你没有失去吗?”却再也没有回答了。有的评论家说,梭罗失去过一个艾伦(斑鸠),一个约翰(猎犬),可能还失去了一个拉尔夫(栗色马)。谁个又能不失却什么呢?
当时爱默生大事宣扬他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聚集了一班同人,就像办了个先验主义俱乐部似的。但梭罗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先验主义者。在一段日记中他写着:“人们常在我耳边叮咛,用他们的美妙理论和解决宇宙问题的各种花言巧语,可是对我并没有帮助。我还是回到那无边无际,亦无岛无屿的汪洋大海上去,一刻不停地探测着、寻找着可以下锚,紧紧地抓住不放的一处底层的好。
他要看看留下來的部分。僅僅因爲我在他的身邊,他就仿佛有了同情者,而得到安慰,他指點給我看一口井,盡可能從黑暗中看到它被蓋沒的地方;他還沿着牆久久地摸索過去,找出了他父親親手制造和架起來的吊水架,叫我摸摸那重的一端吊重物用的鐵鈎或鎖環,——現在他還能夠抓到的隻有這一個東西了,——他要我相信這是一個不平凡的架子。我摸了它,後來每次散步到這裏總要看看它;因爲它上面還鈎着一個家族的曆史。
就這樣,我們像真正的唯心主義者向前行進,不去理會我們的感官提供的明證,直到在路上轉了個彎,我們聽到火焰的爆裂聲,确确實實地感到了牆那邊傳過來的熱度,才明白,唉!我們就在這個地方。接近了火隻有使我們的熱忱減少。起先我們想把一個蛙塘的水都澆在火上;結果卻還是讓它燒去,這房子已經燒得差不多了,又毫無價值。于是我們圍住了我們的救火車,擁來擁去,從揚聲喇叭中發表我們的觀點,或者用低低的聲音,談談有史以來世界上的大火災,包括巴斯康的店鋪的那一次,而在我們自己一些人中間卻想到,要是湊巧我們有“桶”,又有個漲滿水的蛙塘的話,我們可以把那吓人的最後一場大火變成再一次大洪水的。最後我們一點壞事也不做,都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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