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该为这两只蜂取个名字才是。然而怎么也想不起合适的。我躺在床上持续想了整整十五分钟，结果毫无进展，一个名字也想不出。而且是蜂造成的，因为两只蜂在我脑袋里硬是“嗡嗡”飞个不停，就像《青蜂侠》的主题曲一样。其令人心焦意躁的声响使我无法正经思考什么。

也罢，无所谓，蜂的名字就叫“乔治”和“卡洛”好了，我拿定主意。乔治蜂和卡洛蜂。意义谈不上，但至少可以从中感觉出意大利的芬芳

而后忽然消失，忽一下子

于是，我成了一个为持续维持自己而持续写文章的常驻游客

我开始写纪行文的一个目的，在于将由于置身异国而有可能不觉之间随波逐流的自身意识固定下来，以免它从一定的文字层面上滑得太远。将亲眼见到的东西写得像亲眼见到的一样——这是我的基本姿态，即把自己的感触尽可能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摈除廉价的感动和泛泛之论，尽量写得简洁（simple）、写得客观（real），并在千变万化的场景中努力不断地将自己相对化

是的，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无论如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

作为旅行的缘由似乎有些理想化。简单，有说服力。再说，事情不可千篇一律。

一天早上睁眼醒来，蓦然侧耳倾听，远处传来鼓声。鼓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从很远很远的时间传来，微乎其微。听着听着，我无论如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

这也没什么不妥。毕竟听见了远方的鼓声。此时此刻，我觉得这是唯一使我踏上旅途的缘由。

回想起来，那里边存在奇妙的失落感。有质感的空白。某种浮游感或流移感。那三年的记忆在浮游力和重力形成的狭窄河道里往来彷徨。那个年月在某种意义上已然失却，又在某种意义上牢牢植根于我体内的现实。我可以在身体某个地方真切地感觉出记忆的把手。记忆的长臂从非现实的黑暗中伸出来抓住现实的我。我想将其质感讲给别人听，然而我不具有相应的话语，恐怕只能把它作为比喻性整体表现出来，一如某种心情

也许越过四十这道分水岭即年龄上了一个档次之后，过去不能做到的事变得能够做到了。不用说，这是好事，可喜可贺。但同时我又这样想：作为新收获的交换条件，说不定以前以为可以轻易做到的事会变得无能为力

每个人都有惟独自己听得见的远方的鼓声，一如小时候在乡下每次听到山那边传来的演戏或扭秧歌的鼓声，心里就怦怦直跳急着出门。人生途中的每一阶段都会有鼓声在远方呼唤自己整装待发，声音再弱我们也会听见，即便不是在“安静的午后”

例如，同是第一次到罗马，秋雨先生当即诗兴大发，由衷感慨“伟大”一词非罗马莫属：“只有一个词……留给那座唯一的城市。这个词叫伟大，这座城市叫罗马。”（《行者无疆》）村上则懊恼地断言：“罗马是个吸纳了无数的死的城市，所有时代所有形式的死尽皆充斥于此。从恺撒的死到剑客的死，从英雄的死到殉教者的死，罗马史连篇累牍尽是关于死的描述。元老院议员若被宣布荣誉死亡，首先在自己家里大设宴席，同友人一起大吃大喝，之后慢慢切开血管，一边畅谈哲学一边悠然死去。”（《凌晨3时50分的昏死》）当秋雨先生神色凝重地面对元老院废墟反复解读罗马如何伟大的时间里，村上百无聊赖地坐在公园草坪上看修女、看警察、看美少女、看热气球、看[...]

既非走马观花的游客又不是安营扎寨的居民，“勉强说来，我们是常驻游客”

第二，秋雨先生是带着中国去的，“身在曹营心在汉”，无论看什么，总忘不了将异邦和故国比较一番，有浓得化不开的家国意识或士子情怀。而村上基本上把日本潇洒地扔去一边，“情愿在异质文化的包围下、在孤立的生活中最大限度挖掘自己的脚下”

第一，秋雨先生是带着历史去的，每到一处，首先凭吊历史遗迹，抒怀古之情，发兴亡之叹，探文明之源，观沧桑之变。而村上对各类遗址和出土文物基本上不屑一顾，他感兴趣的更是眼前异国男女活生生的音容笑貌和日常性行为模式及其透露的个体生命信息

先生是带着中国去的，“身在曹营心在汉”，无

延数日的霏霏细雨冲走了山间光秃秃的地表上堆积的尘土，漾出一股深邃的湛蓝，而十月的风则撩得芒草左右摇曳，窄窄长长的云又冻僵了似的紧偎着蔚蓝的天空

看海看久了想见人，见人见多了想看海，真是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