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

他相信皇帝可以明显看出国内的不和与斗争。他应该能由大臣的辞职看出公议的倾向。他一再提出反对新法的意见，然后回到本题，说皇帝行新政已失去民心，公议都反对他和现在的政府。

苏东坡劝皇帝不要用权势逼人民屈服。他再度提到恢复肉刑的传说。几百年前，政府曾以各种肉刑来惩罚罪犯，包括墨、劓、荆、宫四刑。这些不合人道的刑罚在公元前二世纪就废除了。宫刑则在公元六百年才废止。多亏苏东坡这两封信，宋朝才没有恢复酷刑。谣言一天天增加：

“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

苏东坡指出，商业痪瘫，价格高升；近自京师四周的省份，远到川蜀，谣言纷纷，民心沸腾。连山区也行酒禁。僧尼被捕，财产没收，军人和官吏的薪俸都减少了：

“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

，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纲纪，孰大于此。”

苏东坡研究比较各朝的政府制度，阐明台谏存在的理由。此处他大展策士的鸿才，内容渊博，说理有力，见解深刻：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内重。内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揆今，（我朝）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

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惜之重权者，[...]

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上不同意的原则，台谏制度就是此一原则具体的表现。苏东坡认为，好政府要靠异议的健全作用来维持。民主就根据各党异议的原则而存在。我相信苏东坡若生在现代，一定反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认为不民主。他知道盘古开天以来，没有两个人看法完全一样，除了民主就是专制。我从来没有发现一个反对民主的人在家、在国、在世界政局上不是暴君。苏东坡又说：

“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座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

在近代读者眼中，最重要的两大论点就是孟子所谓君权民授，容纳异见和批评的问题。苏东坡警告皇上，君主不是靠“神权”当道，而是靠人民的支持。要皇帝当心！

“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已然。”

但是君主若不许人自由发表意见，他怎能得到民心呢？苏东坡接着提出我认为最[...]

各项改革由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八年后王安石和皇帝对新政都很厌烦，彼此也不太满意，变法就惨兮兮结束了，我们不愿多谈改革的细节，只谈谈这些措施的概略。

最重大，最知名的有九项，为了方便起见我把它们归成三类。一共有三项国营企业措施，三项新税，和三项管制人民的登记制度。三项国营企业措施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利息二成实收三成（加上申请和登记费）的青苗贷款。三项新税是免役税，商税和所得税。登记制度是把人民编成十家一组的军训单位（保甲法），重新登记土地和马匹（方田均税法和保马法）。大体说来，这些措施接近现代的集体经济政策。

地主非常赚钱，他认为政府可以收取自由企业的利润，自己做生意赚钱。结论十分有力。他用的名辞也很新鲜。他要“钱平”；要平均财富，“抑兼并济贫乏”；他要阻止农人向地主借高利贷。政府可以在春耕时期借钱给农民，等收成再叫他们还钱，这是便民的伟大措施。王安石告诉皇帝，这些措施都是“富其民”；但是史籍记载，他迟疑良久之后终于决定放债，却是因为一个小官说，政府投资五十万元，每年就可赚进二十五万的利息，因为一年收成两次，每年可两度收到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利钱。

“你所谓的财政，”司马光反驳说，“只是增加人民的税金和例费罢了。”

“不，”王安石说，“好官能增加政府的岁收，却不加重税款。”

“一派胡言！国家的财富有限，财富不是在人民手中，就是在政府手中。不管你执行什么策略，运用什么名义，只不过收集民财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和司马光意见相同，于是他的措施暂缓了一两个月。

一般人不是经济专家，只认定国家财富的两大要素就是生产与分配。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就必须增加生产或善加分配。然而在王安石的年代，既没有工业，根本不可能增加生产。于是财政鬼才只能在分配方面动脑筋。王安石志在充实国库，所谓增加国家财富就等于增加政府的岁收。王安石明显看出，自由企业制度下富商和地主非[...]

国库为之空虚。内政松弛，政府经常闹赤字。王安石相信他可以玩弄税制和兵制，替府库筹钱。我相信神宗欣赏王安石主要就因为他想在西北征战，拓展国力，增加帝国的声威。王安石一上台，我方就向北部蛮族发动几次战争，有几次胜利，有一次败得奇惨。为了打仗，皇帝需要财源；为了财源，国家的财政制度必须重新调整。我们对改革家的动机毫不怀疑，但是我们将会发现，这些财政和经济的改革产生了性质完全不同的悲惨结果。

王安石刚到京师不久，司马光和他就当着皇帝面前发生争吵，这次的论点似乎总括了双方基本的差异。当时府库空虚，春祭之后，皇帝想免掉大臣的银钱丝帛例费，替皇室省钱。司马光和王安石为此热烈争论。王安石坚称，国库耗竭是大官不[...]

现在到处喜气洋洋，最高兴的却是他自己。为了纪念这个欢乐的场面，他将官舍后面的亭子命名为“喜雨亭”，还写了一篇碑记。这篇碑记是学校最爱选的苏东坡散文之一，因为用字简单，又能代表苏东坡的个性，他最高兴分享百姓的快乐。

苏东坡是一个没事做就难受心烦的人。不过，旱灾眼看就要发生了。很久没下雨，农夫都担心收成。除了求雨，也没有其它的办法。求雨是地方官的事，苏东坡突然活跃起来。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神明生气了，如果雨不快来，农夫马上要遭殃，他打算使出一切辩才，替农民哀告神祗，于是他动手实行。

渭河南部有一个高山区，通称秦岭，其中最高一个最有名的山峰就是太白山。太白山顶一座道观前面有一个小小的池塘，“龙王”就住在里面，可以化身为各种小鱼。苏东坡入寺祈祷。他替农民哀求，不过他好象一个律师，尽量使龙王知道旱灾对神明不利。他拍了龙王一阵马屁之后，就在官方祈雨文中说：“乃者至冬徂春，雨雪不至。细民之所恃以为生者麦禾而已。今旬[...]

鲜明的个性永远是一个谜。世上有一个苏东坡，却不可能有第二个。个性的定义只能满足下定义的专家。由一个多才多艺、多采多姿人物的生平和性格中挑出一组读者喜欢的特性，这倒不难。我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珈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这个结论也许最能表现他的特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

“每夜以子后披衣起，面东若南。盘足叩齿三十六通。握固闭息，内观五脏，肺白肝青脾黄心赤肾黑。次想心为赤火，光明洞澈，下入丹田中。待腹满气极，即徐出气，惟出入均调，即以舌接唇齿，内外漱炼精液，未得咽。复前法团息内观。纳心丹田，调息漱律，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满口，即低头咽下，以气送入丹田。须用意精猛，令津与气谷谷然有声。径入丹田，又依前法为之。凡九闭息三咽津而止。然后以左右手热摩两脚心，及脐下腰脊间，皆令热彻。次以两手摩熨眼面耳项，皆令极热。仍案捉鼻梁左右五七下。梳头百余梳而卧，熟寝至明。”

自长江逆流而上，经汉口，过名满天下的三峡，便进入了中国西南的一大省份——四川，再沿江上行，过重庆，直到水源，便可看见一尊大石佛，其高三百六十英尺，是由江边一个悬崖峭壁雕刻而成。在此四川省西部的边界，在雄伟高耸的峨眉山麓，就是乐山，当年在苏东坡时名为嘉州，岷江就在此处流入长江。岷江自大西北原始部落聚居的山岭上，汹涌澎湃奔流而至，与来自峨眉的另一河流汇合后，直向乐山的大石佛奔腾而来，洪流渐渐折向东南，然后向东，便一直流入中国海。在千年万古为阴云封闭的峨眉山的阴影中，在乐山以北大约四十英里之外，便是眉州的眉山城，在中国文学史上，这座小镇以当地一个杰出的文学世家出了名。这一家便是苏家，亦即人所周知的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