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记得吗？”他又说道，“你在日记里写过‘自由就是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记得。”温斯顿说。奥布兰举起左手，手背对着温斯顿，拇指藏着，伸出四根指头。“我伸的是几根手指，温斯顿？”“四根。”“如果党说不是四根而是五根——那么是几根？”“四根。”说出这个词后他马上痛苦地抽了一口气，控制盘的指针一下子跳到了四十五。温斯顿猛地出了一身汗。他使劲吸着气，呼出来时，是低沉的呻吟声，即使牙关紧咬也控制不住。奥布兰看着他，仍然伸着四根手指。他把控制杆又复了位，这一次，疼痛只是稍微减轻了些。“几根手指，温斯顿？”“四根。”指针达到了六十。“四根！四根！还用说吗？四根！”指针一定是更高了些，但他没看到，他看到[...]

我不能十分肯定地说出我的几种动机里哪种最强，但我知道哪一种值得遵循。回头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无一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而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

过去全部十年里，我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有感于党派偏见和不公。动笔写一本书时，我不会跟自己说：“我要写一本完美的书。”我想写它，是因为我想揭穿某种谎言，想唤起人们注意某些事实。我最初关心的，就是让人们听到我的意见。

我想压制自己的这种天性是徒劳的。我的工作，是将自己根深蒂固的好恶感与时代强加给我们所有人身上基本上是大众的、非个体的活动相调合。

西班牙内战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所发生的事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一九三六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文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那种以为可以回避写这些题材的意见在我看来是无稽之谈。每个人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写它们，无非是简单选择何种立场和用什么方式写的问题。一个人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倾向，就越可能达到既政治性地行事，又不牺牲自己在美学和思想上的诚实的目的。

从本性上说——把“本性”当做刚踏入成人时具有的状态——我是个前三种动机大于第四种动机的人。在和平年代，我可能只会写些文字绚丽或者单纯描写性的书本，也可能几乎从来意识不到自己所持的政治信念。的确，我曾经不得不成为类似小册子作者的人。一开始，我在不合适的职业上花了五年（驻缅甸的印度皇家警察），然后我经历了贫困，有过失败的感觉。这些增强了我对权力的天生恨意，也第一次全面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在缅甸的工作让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认识。然而这些经历不足以让我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然后就出现了希特勒和西班牙内战等等。到一九三五年底，我仍然未能做出明确决定。我记得当时写了首小诗，表达了我的两难心态。

写作有四种最重要的动机，至少对非诗歌写作而言是如此。纯粹的个人主义美学热情。历史冲动。政治目的

新话的目标不仅是提供一种表达工具，用以表达对英社的忠实信徒来说适于拥有的世界观及思维习惯，而且要让其他任何思考模式变得不可能存在。新话的目标是当新话彻底被采用而且旧话被遗忘后，任何异端思想——即与英社原则相悖的思想——将完全不可能被想到，至少在思想尚依赖话语表达的情况下将是如此。新话的词汇之所以如此构建，目的是让党员在欲恰当表达每种意图时，都能精确而且常常是十分敏锐地表达，而排除了所有其他意图存在以及通过间接途径使其得到表达的可能性。

他正在违反和他们之间达成的协议。他服从党，却依然仇恨党。过去，他在顺从的外表下掩藏着异端思想，现在又后退了一步：他在大脑里已经投降，却希望自己的内心深处保持不变。他知道自己做错了，却宁愿做错。

权力就在于对别人施加痛楚和屈辱。权力就是把人们的头脑撕成碎片，然后再按照你自己的决定拼成新的形状。你有没有开始明白我们正在创造什么样的世界？它跟先前的改革家设想过的愚蠢的、享乐主义的乌托邦刚好对立，它是个恐惧、背叛和痛苦的世界，是个践踏和被践踏的世界，是个随着自身的完善变得不是没那么残忍，而是更加残忍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的进步将是向更多痛苦发展的进步。旧文明声称自身建立于仁爱或者公平的基础上，我们的文明，则建立在仇恨上。我们这个世界上，除了恐惧、愤怒、狂喜和自贬，没有别的情感。我们会摧毁一切情感。我们已经在打破革命以前遗留下来的思想习惯。我们切断了孩子和父母之间、男人之间和男女之间的联系纽带，[...]

我们控制实体，是因为我们控制了思想。现实是装在脑袋里的，你会逐步认识到，温斯顿。没有我们办不到的事，隐身、升空——任何事。如果我想像个肥皂泡一样浮离地板，我就能做到，可是我不想这样，因为党不想这样。你一定要清除十九世纪关于自然规律的那些想法，自然规律由我们来制定。”

你必须明白的头一件事就是权力具有集体性，个人只有在他不成其为个人的情况下才拥有权力。你知道党的标语：‘自由即奴役’。你有没有想到过反过来说也行？奴役即自由。单个的、不受约束的人总会被打败，人们必然受到约束，那是因为每个人必然死去，这是最大的失败。可是如果他能完全彻底地服从，如果他能挣脱个体身份的束缚，那么他就无所不能、永生不死。你要明白的第二件事是权力是对人的权力，建立在身体上的，但最重要的，是建立在思想上的。对于实体——你会称其为外在的现实——的权力不重要。我们对实体的控制已经是绝对性的。”

党要掌权，完全是为了自身利益，我们对他人的幸福不感兴趣，只对权力感兴趣。不是财富、奢侈生活、长寿或者幸福，只是权力，纯粹的权力。什么是纯粹的权力，你很快就会明白。我们跟过去所有的寡头统治者都不一样，区别在于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有其他人，甚至跟我们类似的人，都是懦夫和伪善者。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知道从来不曾有谁取得权力是为了放弃。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人们不会为了保卫革命而建立独裁政权。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

党要掌权并非为了自身，而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它要掌权，是因为人民大众是意志薄弱的胆怯之徒，不能忍受自由或者面对事实，一定要被另外那些比他们更坚强的人统治和有系统地欺骗。人类有两种选择，即自由和幸福，对大多数人而言，选择幸福比较好。还有党永远是弱者的保护人，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一群人，为了美好的未来能够来到而做罪恶之事，为了他人的幸福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

作为说明是对的，它列出的计划则是胡扯。秘密积累起知识——逐渐扩大启蒙的范围——最终导致群众起来造反——推翻党的统治。党是无法被推翻的，党的统治永永远远，把这个当做思考的出发点吧。”

“你的改造分三个阶段。”奥布兰说，“也就是学习、理解和接受。现在你该进入第二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