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带着心爱之物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现在那些东西全都留在车厢里，与我们的幻想一起留在车厢里。

每隔数码站着一个党卫军，端着机枪冲着我们。我们手拉手，随着人群移动着。

一个党卫军朝我们走来，挥着棍子命令道：

“男人去左边！女人去右边！”

这两句话讲得那么平静，那么冷漠，那么无情。仅仅两句话，就把我和我的母亲分开了。我还没来得及思考，只觉得父亲的手使劲捏着我的手：只剩下我们两个了。

转眼间，我看见母亲和姐妹们去了右边，兹波罗拉着母亲的手，母亲抚摸着妹妹的金发，好像在保护她。我眼睁睁看着她们渐行渐远。我和父亲一起走，和男人们一起走。我根本没想到，此时此地，母亲和兹波罗会永远离我而去。

我继续走[...]

忘记过去不仅是危险的，也是有害的，忘记死去的人无异于对他们的二次戕杀。

好像过了很长时间，刽子手才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他刚要给助手打手势，撤掉年轻人脚下的椅子，男孩突然喊起来，声音平静而有力：

“自由万岁！我诅咒德国人！我诅咒！我——”

执行人干完了活。

命令像一柄利剑凌空劈下：

“脱帽！”

上万囚徒向死者致敬。

“戴帽！”

接着，集中营的全体囚徒，按楼号顺序，排队从被绞死的孩子前面走过，看着那双绝命的眼睛和从嘴里伸出的舌头。囚头们强迫大家正视他的脸。

而后，我们才允许回到自己的楼里吃饭。

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汤，味道比以往的都好

我听到身后那个人问：

“上帝呀！上帝在哪里？”

在我的心灵深处，一个声音在回答：

“上帝在哪里？就在那儿——吊在绞架上……”

那天晚上，汤带有一股死尸的味道。

一天，我们干完活回来，看见有三个绞刑架——像三只乌鸦——耸立在集合空场上。点完名后，党卫军把我们围起来，机关枪冲着我们——这是一种常规仪式。三个囚徒用铁链锁着——小跟班，一个满目忧伤的天使，也在其中。

可怜的英雄不惜用性命换一两份汤……在我们看来，他死定了。

我看着父亲挨打，一动都没动。我一声不吭。实际上，我当时非常想悄悄溜掉，以免挨打。尤其是，我当时很生气，不是生囚头的气，而是生父亲的气。他为什么不躲着埃戴克，为什么要惹他发火？

所有熟练技工都被送到其他集中营，只有我们几百个简单劳力留了下来。

他们让我们卷起左袖，从桌前鱼贯而过。三个“老资格”囚徒拿着钢针，在我们的胳膊上刺下号码。我的号码是A-7713，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名字了。

我们头一次听到人话。

现在是春天，阳光明媚。

吉卜赛人盯着他，从头到脚打量着他，就像要看清这个对他讲话的人究竟是不是有血有肉的生灵、一个有肉体有肚子的人。然后，他好像从沉睡中醒来，使劲抽了父亲一个嘴巴。父亲摔倒在地，连滚带爬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又一次等待。我站在那儿睡着了，梦见了床，梦见母亲的手抚摸着我的脸蛋。突然又醒了，发现自己依然站着，脚陷在泥土里。有人突然倒下，瘫倒在泥土中，一个人叫起来：“你疯了！他们叫我们站着。你想给大家惹麻烦吗？”

我们的感官麻木了，一切都迷雾似地漫漶不清。我们什么寄托都没有了！自我保存的本能，自我防御的本能和骄傲感，全都荡然无存。我刹那间清醒过来，清醒得可怕。

几个党卫军军官在屋子里来回转，挑选身强体壮的人。如果挑人的依据是精力，人们应不应该打起精神？父亲的想法正好相反——最好不要惹人瞩目（后来我们才发现他是对的。那天被选中的人全都编入焚尸队，去焚尸房干活。贝拉·卡兹是我们镇上一个富商的儿子，与第一批人一起来到伯肯诺，比我们早到一星期。他发现我们到达后，悄悄塞过一张纸条，告诉我们，他被挑中就是因为体魄强健，他被迫将亲生父亲的尸体扔进焚尸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