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人对保存本国历史毫无兴趣，连大多数国王的出生年月都无据可查。因此，一介重装步兵出身的伯拉西达的生辰，就更加不得而知。

这是因为瘟疫、敌军入侵引发的不满，和每个人心中原本就多少存在的不安全感相重叠，集聚成一种害怕明天会失去所有的恐慌。

指责这种情绪既负面又没有充足的理由，当然非常简单。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越是感觉不景气，经济状况就越糟糕，要安抚躁动不安的人心，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于未来感到茫然和不安，是人类自然存在的心理。伯里克利存在的意义，就是通过语言诱导使民众保持镇定。

相反，被视为雅典第一位煽动者的克里昂，不断刺激、强化民众对执政者的不满，挑动人们仇富仇权的情绪。

他之所以能成功煽动起多数人的怒火，是因为他自己比任何人都愤怒。

伯里克利离去后，雅典就剩下这位克里昂。

如果说“democracy”（民主）是银币的正面，那么“demagogy”（众愚）就是其反面。

相比作为军事同盟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转型后的提洛同盟很难简单地定义其属性。

因为它既是军事同盟又是经济同盟，还是人才交流的同盟。

与没有费用分摊机制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相比，成员必须缴费的提洛同盟的性质迥然不同。这种差异将在日后逐渐显现。

在雅典人看来，只要同盟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他们就能在爱琴海全域建立起一个大经济体，以这里为市场的各城邦均能得利并迎来经济繁荣，为此缴纳一些费用算不得很大的损失。

先，两者同样是出于防卫目的成立的同盟，但以斯巴达为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主要目的在于保卫伯罗奔尼撒半岛，提洛同盟是为了守护爱琴海世界。前者主要依靠陆军力量，而后者的主要军力是海军。

其次，斯巴达并不热衷带领加盟城邦开展军事活动，而雅典从同盟成立之初便发挥着主导作用，这一点始终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