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政治文明需要制度保障，也需要心理保障，那就是无论在哪个领域，哪怕在战场，都不能鼓吹和提倡什么大无畏的精神。人是要有敬畏之心的，掌握了公权力的就更是如此。你可以不信上帝，也可以不信天命，但总得有所敬畏有所不为。什么都不怕，那才可怕。

可惜，司马光比王安石还要意气用事和只争朝夕，一门心思沉醉于反攻倒算，凡是王安石主张的他就推翻，凡是王安石废除的他就恢复。至于这样做是否当真利国利民，是否有道理和可操作，全都不管，因为他身上流淌着一心为公的道德血液，眼中饱含着忧国忧民的真诚泪水。

悲剧就这样酿成。

看来，恐怕要对道德唯一和理想至上的文化传统做出深刻反省了。道德当然是必需的，却不是唯一和首要的。真正好的政府还要科学、民主和法治，这些都比清廉重要。政治家就更是必须审时度势，不能因为动机纯正而一意孤行。

同样，之前的“不合作主义”也未必可取。

在对待变法的问题上，

与王安石和司马光相比，

苏轼要算客观冷静的。

然而他的诗人气质，

却让他差一点就万劫不复。

宋神宗的时代，这些问题是回答不了的。

事实上青苗法后来出事，根子也不在这里。也许，苏轼的弟弟苏辙更有道理。他对王安石说：问题不在利息，而在基层。基层官吏经手大笔贷款，很难不做手脚；平民百姓白捡便宜，也未必不会挪作他用。到时候恐怕就麻烦了。

王安石很同意，决定缓缓再说。④

可惜此刻变法已箭在弦上，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远远超出了当局的控制能力，青苗法终于由利民变成了害民。本卷开头部分讲到的郑侠所献难民图，就是强制推行青苗法和其他新法之严重后果的真实写照。毫无疑问，这绝非王安石的初衷。教训所在，则只能在第四章回答。

攻击的目标之一，是利息。

批评也并非全无道理。前面说过，青苗法作为国家银行的抵押贷款，本金来自常平仓和广惠仓，而两仓本是非营利事业，甚至是国家贴钱平抑物价和救济灾民。现在公然用来放贷收息，性质就完全变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当然，反对派也承认，国家贷款的利率是比较低。然而他们说，利率再低也是放贷。那么请问，朝廷也可以像唯利是图的商人一样收利息吗？五十步与一百步有区别吗？农民青黄不接，政府却来放贷牟利，不是乘人之危吗？

王安石的答辩则未免软弱无力。他说：没错，高息贷款不如低息贷款，低息贷款不如无息贷款，无息贷款不如干脆白送。但是请问，白送得起吗？送不起。常平仓也好，广惠仓也罢，都是有损耗的，也都是[...]

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也叫力役、徭役或者公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便让他们到官府当差服务，以劳力代税费。

但是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民众就不但要出钱而且要出力，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力役的种类也实在太多。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赋税之役，有追捕盗贼之役，有传递命令之役，不胜枚举。这么多的差使如果都由地主和农民承担，请问那地还种不种了？

摊派也不公平。当时，北宋政府将民众按照财产的多少分为九等，下五等一律免役。表面上看，这当然是照顾到了弱势群体。然而实际上享有特权的，还包括官员家庭、寺庙[...]

青苗法的设置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年当中，农民最难过是在春天。这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所谓青黄不接，春耕夏耘又时不我待。因此，农民必须想办法吃饱肚子，否则就会永远没有饭吃。

但是换个角度看，农民又其实有钱有粮，那就是地里的青苗。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再加息偿还。利息当然是很高的，应该说是高利贷。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做担保。然而对于农民来说却有风险。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还不起债，他们就只好卖地了。

土地的兼并，便由此而生。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青苗法的构想即基于此。简单地说，就是由政府替代富户借钱给农民，[...]

按照中华帝国的监察制度，中央政府的监察官员都叫御史，监察机关在西汉叫御史府，东汉以后叫御史台，明清两代叫都察院。御史台的长官叫御史大夫，副长官叫御史中丞。不过，御史大夫一职，唐代官不常置，宋代只做荣衔，元代例由皇太子或贵戚兼任，御史中丞便成为实际长官，号称台长。

其他监察官员，则叫台官。

何况这还只是说法之一。另一个统计数字却显示，英宗时期朝廷便已入不敷出，仅治平二年（1065）的财政赤字就达一千五百多万，其中非正常开支一千一百五十多万。这个数字跟前面的说法差距甚大，很难判断孰是孰非，却雄辩地证明当时帝国的管理实在是混乱至极。

没错，北宋经济是繁荣的。可惜，经济增长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开销的增长。据统计，仁宗皇祐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英宗治平年间，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支出却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⑥

赵宋官家为了巩固皇权，防止谋反和政变，故意将制度和机构设计得非常复杂。他们先是从政府夺走兵权交给枢密院，结果兵部成为虚设；又夺走财权交给三司，户部也成为虚设。枢密院和三司都能自行其是，不必跟中书省通气。于是，国库早已空虚，枢密院还在招兵买马；民众早已贫穷，三司还在横征暴敛。最可笑的是，有一次某官员居然同时接到了中书省和枢密院的不同任命，竟不知到何处就职才是。

没有钱的原因在《大宋革新》一卷中已经讲过，帝国的财政收入都用来养官、养兵、买和平了。比如四年前为仁宗皇帝办丧事时，由于给文武百官和首都驻军赐酒赐肉，开封地区弄得一只羊都没剩下。呵呵，一次赐宴就能用光京师全城的羊，官员和军队的人数之多可想而知。⑤

但是没有办法。赵匡胤留下之“祖宗家法”的核心思想是维护皇权，基本国策则是能花钱买就花钱买。于是，契丹和西夏那边每年要交岁费，文官集团的人数和俸禄也要逐年增加，罪犯和难民则编入厢军养起来，免得他们造反。也就是说，为了维稳，赵宋官家只能天女散花般地撒银子。

司马光与王安石，

称得上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竟管他们的政治主张截然相反，

但要论固执己见和刚愎自用，

却不相上下，如出一辙。

王安石真迹《致通判比部尺牍》

王安石正是那种为了主义和主张可以放弃一切的人，

其中就包括生活情趣和个人享受，

也包括私谊和朋友。

当然，是曾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