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在民国史上出现得极为频繁，深深地渗透到那一段历史的腠理中去，治史者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的——乃至于有人说“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民国之人对通电的挚爱无以伦比，上台要通电、下野要通电、嘉奖要通电、谴责要通电、讨伐要通电，和谈要通电，甚至大学老师被政府欠了薪水也要通电……

有人作过统计，1912年有案可查的民国通电已经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67次，1922年97次，1926年50次，1927年51次。搞得整个民国时代如同过年一样，热热闹闹，沸沸扬扬。

每一次科技的变革，总会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最先作用在政治和军事上。电报的出现，是一次信息革新，它使信息的传输速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这对于视情报与时间如生命的军事将领、政治家们来说，不啻为是一柄利器。即使是对新生事物反应迟钝的晚清，亦不能完全规避这种影响力。清政府晚期的许多著名事件，都是与电报的出现密切相关——或者我们应该反过来说，假如没有电报这种东西的话，许多清末政治事件未必会发生，即便发生也未必会辐射出绝大的影响力和震撼来。科技改变政治，这一条定律即使是在中华老大帝国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电报引入中国的早期，清政府和绝大多数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电报其中蕴藏的重大政治价值，尽管很[...]

早在1859年，法国钦差回国后就曾经寄送给清廷一部电报机作为礼品，恭亲王奕却“以为无用相却”，又送还了人家。到了1863年，英、法公使就向清廷建议引入电报，法国人李梅还为清廷开列清单，详估开办电报所需费用，电报线路架设、局所的数目位置，电报价目等等。可惜清廷对于电报毫无兴趣，更不准许铺设电报线路。当时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就认为电报这玩意“于中国毫无益处，而贻害于无穷”。那时候中国还十分封闭，连修一条铁路都惹得怨声载道，遑论电报。最离谱儿的谣言甚至说那一根一根杆子戳在地上，专门吸地气和死人魂魄，然后顺着线给传到英吉利、法兰西之类的地方去，供洋人吸食。洋人之食地气，如我民之吸鸦片，是上瘾的。

骆成骧在成都听到袁世凯气死的消息，心中大喜，挥笔写了一首《咏剑诗》。其中有两句：“聊凭掣电飞三剑，斩取长鲸海不波。”那“三剑”说的便是为陈宦出谋划策，讨袁三电的事。而后一句，则充分展示了这位老夫子的得意心情：不动兵戈，不起战乱，只消三封通电便让元凶授首，这是何等的功业。

假设没有电报，而是依靠清政府古老而效率低下的驰驿，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等人绝不可能在短短几天内就“东南互保”的核心精神达成共识，并以极快的速度传遍全国，让各地督抚为之震动，顺利实行。电报赋予了“东南联保”以全新的政治内涵，其商议效率之高，实施速度之快、覆盖范围之广，别说大清开国二百年，就是中华五千年来，也是匡古未有的政治奇迹。

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这里姑且不提。不过东南互保事件却生动地表明，电报在短短几十年间，已经从国人眼中的洪水猛兽变成了中国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项关键工具。电报的迅捷让政治变得更加云诡波谲，变数更多。到了清末民初，更是电波纵横，往来频繁。可见电报已深深进入生活，给中国晚清政治增[...]

一直到1883年发生的中法战争，才改变了清政府对电报的态度。当时中国军队一路连胜，昏庸的清政府却一味求和，电令前线停战。老将冯子材和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复电抗辩，却无力回天。当时担任广东会筹防务的湘军名将彭玉麟按捺不住愤懑之情，愤然赋诗一首：“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把此事比作了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国耻。这是首次把电报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在建立電報總局的同時，盛宣懷還在天津開辦電報學堂，聘請丹麥人博爾森和克利欽生爲教師。一開始的時候，電報學堂是由電報總局這個企業負擔其費用的。爲了提高學堂的政治地位，鼓勵學生學習的積極性，盛宣懷提議學堂應由朝廷的名義開辦，由朝廷提供辦學經費。他對李鴻章說：“學生俟到局派事之後，薪水由本局開支，所有設立學堂經費系爲國家造人才起見，應在軍饷内開支，免在商本内歸還”，也得到了李鴻章的首肯。這一舉措，變電報學堂的性質由原來的民辦爲官辦、私設爲正式，吸引了更多的好苗子前來進修。後來，電報學堂還在上海等地開枝散葉，着實培養出了一批人才，比如曾設計國民黨青天白日旗的廣州起義烈士陸皓東、民國駐英公使劉玉麟都是從[...]

而盛宣懷就抓住了這個機會，先是邀請鄭觀應出山——這位曾寫出驚世著作《盛世危言》的鄭觀應也是位大大的牛人，他的事迹容後再叙——北洋添一幹才，盛宣懷得一強力臂助。接着購買電報器材，并在李鴻章的勢力範圍内，從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與天津之間架設了一條短途電報線進行試運營，這也是在中國大陸境内，由中國人正式設立的第一條電報線路。

在盛宣懷和鄭觀應的妥善安排下，這條線路鋪設和運行的過程相當順利。建設完畢後，李鴻章還動用他的影響力，邀請了光緒的親生父親醇親王奕譞等宗室、大臣來現場觀看。這些人哪裏見過這麽“爾發彼得，倏忽而至”的通訊方式，不禁紛紛贊歎不已。李鴻章于是乘勢上書，要求開設電報局和電報學堂，并保舉盛宣懷[...]

盛宣懷以爲，左宗棠這次上書，表面上是先拔頭籌，奪了李鴻章的面子。但實際上，當時不管是百姓還是官場，對于電報這種新發明都是持否定态度的。當時有不少王公大臣和各地督撫都認爲電報将會“驚民擾衆，變亂風俗”，特別是大清朝的實際統治者慈禧太後，更是對這種洋鬼子的玩意深惡痛絕。國人愛講“利不百，不變法”，尤其在當時那昏庸愚昧、一潭死水的官場氣氛中，敢爲天下先的先驅往往變成先烈。左宗棠跳出來這麽一大聲疾呼，守舊派肯定會大加攻讦，短時間内必不能成事。

，晚清另外一位大诗人戴启文也写过一首咏电报诗。他和黄遵宪立意不同，里面充满了国人第一次目睹电报功能的惊奇：“五岳穷云海澄练，纬地经天长一线，重洋万里纸鸢风，暗地机关人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