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以强调以个人命运为对象的叙事方式，首先当然是因为这是一个小说家必然的方式，但更重要的是，我并不认为，一个僧侣，或者别的什么人，有资格合情合理合法地代表这个神秘帷幕背后的世界上所有的人民。只有那些一个一个的个体，众多个体的集合，才可能构成一个族群，一种文化的完整面貌；只有这种集合，才能真正地充实一个概念。可悲的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中国那个被叫作西藏的地方，总是少数人天然地成为所有人的代言。而这些代言，往往是出于一己之私，或者身处其中的利益集团的需要，任意篡改与歪曲族群与文化这些概念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