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道：“要是有这样的人，宁可不要自己的性命，也要维护你，你又怎样？”青青道：“我可没这般福气。”

四、写作的艺术

写作的艺术，其范围的广泛，远过于写作的技巧。实在说起来，凡是期望成为作家的初学者，都应该叫他们先把写作的技巧完全擞开，暂时不必顾及这些小节，专在心灵上用功夫，发展出一种真实的文学个性，去做他的写作基础。这个方法应该对他很有益处。基础已经打好，真实的文学个性已经培养成功时，笔法自然而然会产生，一切技巧也自然而然的跟着纯熟。只要他的立意精譬，文法上略有不妥之处也是不妨的。这种小小的错误，自有那出版者的编校员会替他改正的。反之，一个初学者如若忽略了文学个性的培植，则无论他怎样去研究文法和文章，也是不能使他成为作家的。勃丰（Buffon）说得好：“笔法即作者。”笔法并不是一个方式，也不[...]

虽然记忆已经恢复，我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但我还想回到长安城里──这已经成为一种积习。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在长安城里。我最终走进了自己的屋子──那座湖心的水榭，在四面微白的纸壁中间，黑沉沉的一片睁大红色的眼睛──火盆在屋子里散发着酸溜溜的炭味儿。而房外，则是一片沉重的涛声，这种声音带着湿透了的雪花的重量──水在搅着雪，雪又在搅着水，最后搅成了一锅粥。我在黑暗里坐下，揭开火盆的盖子，乌黑的炭块之间伸长了红蓝两色的火焰。在腿下的毡子上，满是打了捆的纸张，有坚韧的羊皮纸，也有柔软的高丽纸。纸张中间是我的铺盖卷。我没有点灯，也没有打开铺盖，就在杂乱[...]

海瑞虽然被挽留供职，然而这些公开发表的文件却把他所能发挥的全部影响一扫而光。一位堂堂的台谏之臣被皇帝称为“迂戆”，只是由于圣度包容而未被去职，那他纵有真知卓见，他说的话哪里还能算数？由失望而终于绝望，都御史海瑞提出了7次辞呈，但每次都为御批所请不准。这一使各方面感到为难的纠结最终在上天的安排下得到解脱。

这一类案件照例由族长村长或耆老士绅调解仲裁。为了鼓励并加强这种仲裁的权力，我们帝国的圣经“四书”就为读书人所必须诵习，而其中亘古不变的观念又通过读书人而渗透于不识字的乡民之中，即幼者必须追随长者，女人必须服从男人，没有知识的人必须听命于有教养的人。帝国的政府以古代的理想社会作基础，而依赖文化的传统而生存。这也是洪武皇帝强调复古的原因。

她眯细眼睛。“什么叫离婚，不大明白。因为我周围没有离婚的人。”

“我也不大明白。毕竟离婚是第一次。”

“是怎样一种心情？”

“总好像有点儿怪怪的——这么说不知是不是可以。原本以为这就是自己的路，一直像一般人那样走过来的，不料那条路忽然从脚下消失了。只好在不知东南西北的情况下两手空空地朝一无所有的空间屁颠屁颠走下去——便是这么一种感觉。”

免色点头：“是那样的。较之无可摇撼的真相，我更想选择有摇撼余地的可能性。选择委身于那种摇撼。你认为这不自然吧？”

时下国人治学，已不太多提“古人”了，但是却欢喜说“洋人”如何如何。其实李小龙、江青、《肉蒲团》……洋人研究起来也极有兴趣。士君子读书为学，要“山人自有主张”，管他鸟洋人！这一点，我倒佩服胡适做学问特立独行的风格。

这几首相当颓废的旧诗虽然是笔者一个人的“无病呻吟”之作，它也代表一些50年代里，三十才出头的一些彷徨无主、大纽约地区中国文法科留学生的心境。在他们的心目中像胡先生那样老知识分子已经可说是“报废”了；而他们自己虽未及中年，也已面临“报废”的结果。他们有的还在读书，但是读书的目的也正是荀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了。他们对祖国的沧桑之变不能说没有他们的看法，但是学然后知不足，他们的“看法”也难免充满自我挑战的矛盾。他们是失去了的一代。怅望余生，真难免有“三不要”（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两不通”（中英文字俱欠通）之感。他们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很特殊的一个小集团。他们彼此知道，而外界人则很难了解[...]

"就是说不上来。"直子说道。"最近我老是这样哩！每当想要表达些什么，脑里就尽浮现出些牛头不对马嘴的字眼来。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就是正好相反。然后呢，越想把它纠正过来，脑袋里就越是混乱，越是牛头不对马嘴。这么一来，反而忘了自己最初的意思了。彷佛自己的身体分裂成两个，彼此追着跑！正中央有根粗大无比的柱子，就绕着它打转、追逐。最适当的字眼总是被第二个我揣在怀里，第一个我是绝对追不上的。"

直子抬起头，凝视着我的眼。

"你懂吗？"

"我想谁都会有那种感觉吧！"我说。"每个人都想表达自己，无法正确地表达时就开始急了。"

听我这么说，直子似乎有些失望。

"跟那个不一样！"直子说道。但并没有再作说明。

"我们[...]

厌烦的本质之一是：把目前状况同别的、更易于被人接受的、顽强地进入到人的想像中的状况相比。厌烦的另一本质是：人的官能不能长期地陷于繁忙紧张状态。从企图夺走你的生命的敌人那地逃跑，我想是不愉快的，但决不是令人厌烦的。

“不废江河万古流！”一种新文学的成长是有其江河长流的自然趋势。自我封赠或下圣旨强迫执行或制止，都是徒劳。中国新文学运动中针对胡适、徐志摩等绅士文学的“反对派”始终没有形成气候，就是自我陶醉和圣旨太多的缘故。以下圣旨制造的普罗文学，来反对那自然形成的绅士文学，就变成抱薪救火，绅士的生命反而被其无形中延长了。50年代的“白马社”和晚近港台诸文派，事实上都是在“胡适底幽灵”默佑之下，该死不死的“缙绅传统”的延续！

笔者本人在哥大的主修为“美国史”，我在美国史料里读到黑奴贩卖（slave trade）的真实故事真为之毛骨悚然；有时读到有关华工的苦力（广东人称为“猪仔”）贩卖（coolie trade）的惨史，每为之掩卷流涕。孙中山先生的两位叔父据说便在这种苦力贩运中不知所终的。再看那1881年以后一连串“排华法案”下，华工在美所受的暗无天日的虐待；受鞭笞、遭屠杀之外，夫妻父子有四十年乃至终身不得一聚者。甚至孙中山先生流亡过境也得坐牢一番。读起这些血淋淋的史实，真为之怒发冲冠。加以笔者本人亦以打工关系——从“蓝领”到“白领”——加入华侨苦力行列有年，目睹那时美国移民官吏之横暴，白种流氓歧视华人之无理，以及华[...]

他老人家晚年在学术思想上不能充分地自我解放；相反的，在某种程度上却自我奴役。最后还说：“不觉不自由，也是自由了。”以那一点点可笑的阿Q心理来自我解嘲，也都是为名所累。

以春秋责备贤者的态度来看，胡适之和曾国藩实在是一流的人物。曾文正公为着身后之名，连给儿子写信都没有自由。他的有名的《字谕纪泽儿》哪里是给“纪泽儿”看的啊！他老人家是写给我们《曾文正公家书》的读者们看的呢！“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我国有为有守的传统士大夫都好名，尤其好身后之名。这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美德。因为好名的人一定“要脸”。“要脸的人”与“不要脸的人”之间的道德差距就有天堂地狱之别了。

适之先生比起他的朋友来，就“高风亮节”得多了。他老人家也有“欲”，但是他是“三代以下人”，其欲不在“利”而在“名”。胡先生对他“身后之名”的注意，实远甚于他生前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