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后，在凯里姆亚伯拉罕，在阿摩司大街，在狭窄潮湿的地下室，罗森多夫一家楼下，伦伯格一家旁边，周围是锌桶、腌小黄瓜，以及在一只锈渍斑斑的橄榄桶里渐渐死去的夹竹桃，终日受到卷心菜、洗衣房、煮鱼气味以及尿骚的侵袭，我妈妈开始枯萎。她或许能够咬紧牙关，忍受艰辛、失落、贫穷，或婚姻生活的残酷。但我觉得，她无法忍受庸俗。

DPL也拥有一项有趣的生技发明，这项由美国农业部在得州卢博克（Lubbock）的研究实验室所研发的技术，可以防止作物制造有繁殖能力的种子。这个奇妙的分子技术是在把种子卖给农民前，操控种子里的一组基因开关，结果作物可以正常发育，但制造出来的种子不会发芽。这是让种子业赚钱的真正关键！农民每年都必须向种子公司购买种子。

虽然这种做法看起来像会招致反效果，也很矛盾，但是就长期而言，不会发芽的种子的确对整体农业有利。如果农民每年都购买种子（如同杂种玉米的情形），生产种子的经济效益提高后，可以促使农业公司发展新的（而且是更好的）品种。普通的种子（可以再产生会发芽的种子）永远存在，想买的人随时买得到。农民惟[...]

除了提供缺乏的营养物质以外，有一天植物或许是供应口服疫苗蛋白质的关键。例如只要改造出可以制造小儿麻痹疫苗蛋白质的香蕉（这些疫苗蛋白质在香蕉里可保持不变质，而香蕉是利于运送、经常生吃的水果），未来有一天我们或许能将这种疫苗分送至缺乏公共卫生基础建设的地方。植物也可能具有其他没那么伟大，但仍然很有用的功能。例如有一家公司成功诱导棉作物生产出一种聚酯，从而创造出一种天然的棉和聚酯混合物。由于植物可以减少我们对化学制造过程（聚酯的制造就是其一）及其污染性副产品的依赖，因此植物基因工程将可以提供以前梦想不到的环保方法。

缺乏PG功能的西红柿会更坚实，因此原则上，他们可以把更新鲜和成熟的西红柿运到超市去。但是加基公司在神奇的分子技术上获得成功，却低估了种植西红柿基本技术的棘手程度。（如这家公司雇用的果农所说：“把一位分子生物学家放在农场上，他会饿死。”）加基公司选择去改造的西红柿品种味道特别平淡，它们原本就没有多少味道，更别说“佳味”了。这种西红柿在技术上成功了，但在商业上却大大失败。

埃姆斯（Bruce Ames）曾指出：我们食物中的天然化学物质跟我们所担心的有害化学物质一样致命。埃姆斯试验是广泛用于检定某一特定物质是否具有致癌性的试验程序。在谈到对实验鼠所做的试验时，他以咖啡为例：

一杯咖啡所含对啮齿动物具有致癌作用的物质，比你一年吸收的农药残留物还多。如今一杯咖啡里还有1000种化学物质还没经过测试。这只是说明我们具有双重标准：如果是合成物质，我们就怕得要命；如果是天然物质，我们就毫不在乎。

而草甘磷除草剂本身在土壤中的降解速度很快

仁的目的是让人适应社会，而仁者就是适应社会者。

最初，孔子所说的仁是一种处世之道，一种怎样受人欢迎的与人相处的办法。用现代一点的话说，就是一个人的情商。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学问不同、见识不同，所以每个人的仁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仁没有统一的答案。

那时候我们家境还没有败落，我们徐家有一百多亩地，从这里一直到那边工厂的烟囱，都是我家的。我爹和我，是远近闻名的阔老爷和阔少爷，我们走路时鞋子的声响，都像是铜钱碰来撞去的。我女人家珍，是城里米行老板的女儿，她也是有钱人家出生的。有钱人嫁给有钱人，就是把钱堆起来，钱在钱上面哗哗地流，这样的声音我有四十年没有听到了。我是我们徐家的败家子，用我爹的话说，我是他的孽子。我念过几年私塾，穿长衫的私塾先生叫我念一段书时，是我最高兴的。我站起来，拿着本线装的《千字文》，对私塾先生说：“好好听着，爹给你念一段。”年过花甲的私塾先生对我爹说：“你家少爷长大了准能当个二流子。”我从小就不可救药，这是我爹的话。私塾先[...]

看看吧，一个姑母，一个侄女，老解放脚踩在小解放脚上，什么都没开始，双簧就演开了。

在过去20年中，分子生物学术界与商业界从早期充满怀疑与伪装神圣的关系，渐渐趋向于正面的、有益的共生关系，大学开始积极地鼓励教授发展商业利益。在记取哈佛对Genetics Institute一事的教训后，大学已经发展出一些方法，利用在校园研究出来的应用技术来获利。它们设定了新的行为规范，目的在于防止横跨产学两界的教授招致利益冲突。在生物技术的早期岁月，学术界的科学家在跟商业公司合作时，经常被指控为“卖身”。现在，参与生技企业已经成为在DNA领域发展辉煌事业的标准做法，产业界可以提供充裕的资金（外加科学成就上的精神报酬），毕竟从商业角度来看，生物技术无疑是现今最尖端的科学领域。

教授是否能以利用大学设施所进行的研究来获利？学术科学的商业化是否会造成矛盾的利益冲突？产业规模的分子生物学进入新时代后，再度煽动了尚未完全平息的安全争议：在攸关庞大金钱的情形下，这个新产业的舵手会把安全极限推至何处？

依照学术生物学界的传统，优先权最重要——亦即谁最先发现。而且，最先发现的人所获得的奖赏是声誉，不是金钱。当然，这也有例外，例如诺贝尔奖就伴随着丰厚的奖金。但大体而言，我们研究生物学，是因为我们热爱它。我们微薄的薪水当然无法提供多少诱因。

波耶则厌恶会让他分心的事物，特别讨厌跟西装笔挺的人打交道，在T恤配牛仔裤的学术科学界，这些人显得格格不入。但是史旺森不知用了什么方法，说服波耶在星期五下午拨出10分钟时间跟他谈谈。

结果这10分钟延长为数小时，他们在会谈结束后还转往附近的丘吉尔酒吧喝了几杯啤酒，史旺森发现自己成功地唤醒了一位蛰伏的企业家（在德利区高中1954年的毕业纪念册里，当时担任班长的波耶就曾宣布，他的抱负是“当成功的商人”）。

波耶很擅长结交。我们先前己经看到，1972年，他和柯恩在夏威夷威基基一家小吃店聊天后，就促成了重组DNA的实验。1976年，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这回是在旧金山，对象换成一位名叫史旺森（Bob Swanson）的风险投资家，而他们促成的结果则是被称为生物技术的全新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