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格不像是你心目中的诺贝尔奖双料得主。他出生于贵格派基督教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社会主义者，曾经拒服兵役。更罕见的是，他从不宣扬自己的成就，宁可把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证据藏起来：“得到一个不错的金牌，就放在银行保险箱里；得到一张证书，就放在阁楼里。”他甚至曾拒绝接受爵士爵位：“爵位会让你与众不同，对吧？但我并不想与众不同。”退休后，桑格以照顾剑桥市郊自宅的花园为乐，偶尔也会到“桑格中心”走走，但总是保持低调。桑格中心成立于1993年，位于剑桥附近，是专门从事基因组定序的机构。

其实爱希勒玛会议达成的一致决议，只不过是使重要研究延后了5年，许多年轻科学家的事业也因此中断了5年，令人沮丧。

等20世纪70年代结束时，柯恩和波耶最早的实验所引发的问题，渐渐不再是问题。虽然我们被迫绕了远路，但至少这证明了分子生物学家愿意承担社会责任。

哈佛和麻省理工许多生物学家纷纷投奔到政治敌意没那么浓的地方，维路奇却获得替社会大众监督科学发展的大名声。1977年，他写信给国家科学院：

在今天由赫斯特集团发行的《波士顿先驱美国人》（Boston Herald American）上，有两则报道令我相当忧心。在马萨诸塞州多佛市，有人看到一只“怪异的橘眼生物”；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豪利斯市（Hollis），有位男士和他的两个儿子遇到一只“九尺高的多毛生物”。

我郑重要求贵院调查这些发现。我也希望贵院能调查这些“怪异生物”（如果真的存在的话）是否跟在新英格兰区所做的重组DNA实验有关。

布雷纳假设K-12也不例外。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健康，而是K-12的“健康”：K-12在实验室外是否能生存？他把这种病菌加入牛奶里（因为直接喝不太好喝），一口气把这可怕的饮料喝光。然后他监测自己的排泄物，看是否有任何K-12细胞在他的肠道内繁殖。结果他没找到任何K-12细胞，显然K-12尽管可以在培养皿里繁殖，但在“自然”世界却无法生存。然而还是有人对这个推论表示质疑：即使K-12本身无法生存，这并不能证明它们不能和其他能在人类肠道内生存的菌种交换质体（或其他的遗传信息）

有的人是为了惩治人类生的，正如梁葫芦。这类人必须比坏人更坏，才能尽他的天职。

波耶跟柯恩一样，也是学过双蠓旋的新一代科学家。他对研究DNA充满热情，甚至把自己养的一对暹罗猫命名为沃森和克里克。他在大学毕业后会进入细菌遗传学的研究领域，没人感到惊讶，他的教练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DNA分子非常长，任何一条染色体内都只有一个连续的DNA双螺旋分子。一些评论家很爱把双螺旋跟纽约市电话簿的数据数目或多瑙河的长度相比，好让人了解这些分子有多庞大。但这帮不上我的忙，因为我对纽约市有多少电话号码毫无概念，而提到多瑙河只会让我想起斯特劳斯的圆舞曲，不会想到任何线性长度

们是分子博物学家，细胞就像一座雨林，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描述里面有什么。但是我们已经观察够了，现在到了该采取积极态度的时候：干预，也就是操控生物的渴望召唤着我们。重组DNA技术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调整”DNA分子的能力，将使这一切有可能成真。

父亲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腕子上的铁铐向英国呢的大衣袖里缩缩，铁的刺骨冰冷在他的手腕上留下了永久的灼伤。

RNA却可以提供答案，因为它的功能与DNA相当，能够储存与复制遗传信息，又与蛋白质相当，能够催化关键的化学反应。事实上，在RNA世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因为RNA既是“鸡”，也是“蛋”。

克里克极力主张，DNA必定是稍后的发展，DNA的“崛起”，原因可能在于RNA分子相对较不稳定，比DNA分子容易发生降解和突变。如果要有一个能够长期而且稳定地储存遗传数据的分子，DNA显然比RNA适合得多。

克里克所提出的在DNA世界之前有一个RNA世界的想法，原本几乎没人注意，一直到1983年，事情才改观。那时科罗拉多大学的切赫（Tom Cech）和耶鲁大学的奥特曼（Sidney Altman）分别证实，RNA分子的确具有催化性质，这项发现让他们贏得198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找出抑制子的分子特性后，让我们对支撑生命的分子作用过程有了完整的了解。我们原先已经知道DNA通过RNA来制造蛋白质，到了这时，我们也知道蛋白质可以通过和DNA结合，直接和DNA产生交互作用，进而调控基因的活

利沃夫没再给我机会多谈谈我的希望、无知与热诚，他宣布说：“我们发现了原噬菌体的诱导现象！”（“原噬菌体的诱导现象”指如何启动已经整合入宿主细菌DNA中的噬菌体DNA。）

我回了一声“喔！”然后竭尽所能地赞美，心里却想着：“原噬菌体究竟是什么玩意啊？”

然后他问：“你对研究噬菌体有兴趣吗？”我结结巴巴地说这正是我想作的研究。“很好，那你就9月1日过来吧。”

现在，再转回到过去。1966年在冷泉港举办的遗传密码会议中，弥漫着一股大功告成的气氛。密码已然破解，我们也大致知道DNA如何通过它所指定的蛋白质来控制生命的程序。有些老手认为应该开始研究基因以外的事物。克里克决定跨入神经生物学，他向来不畏艰难，而且对人类大脑的运作特别感兴趣。布雷纳转而研究发育生物学，选择钻研简单的线虫（Nematode worm），因为他相信科学家可以借由研究这种简单的生物，揭露基因与发育之间的关联。

1966年在冷泉港举办的遗传密码会议中，弥漫着一股大功告成的气氛。密码已然破解，我们也大致知道DNA如何通过它所指定的蛋白质来控制生命的程序。有些老手认为应该开始研究基因以外的事物。克里克决定跨入神经生物学，他向来不畏艰难，而且对人类大脑的运作特别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