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在世界的某一地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曾经是自己身体一部分的伴侣。托马斯的另一半就是他梦见的年轻女子。问题在于，人找不到自己的那一半。相反，有一个人用一个草篮把特丽莎送给了他。假如后来他又碰到了那位意味着自己的一半的女郎，那又怎么办呢？他更锺爱哪一位？来自草篮的女子，还是来自柏拉图假说的女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256页）

在苏格拉底那里，幸福是有区分的，一个是邪恶的幸福，一个是美德的幸福。在这两种幸福的身体情状中，肉身感觉是不同的。邪恶的幸福感觉是轻逸，美好的幸福感觉是沉重。身体感觉有差异，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苏格拉底犯的错误不在于区分不同的身体感觉，而在于建立了不平等的身体感觉秩序。所谓“邪恶的”与“美好的”谓词，就使卡吉娅和阿蕾特不同的身体感觉在伦理上不平等。自然欲望的自然权利的启蒙，就是要勾销这种身体感觉差异的不平等：无论什么样的身体感觉在伦理价值上都是平等的。

最后，让我们回到“病毒”这个词本身。它原本就包含了两面性，一面是能给予生命的物质，另一面则代表致命的毒液。病毒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致命的，但它们也赋予了这个世界必不可少的创造力。创造和毁灭又一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斯蒂芬爵士性格开朗，交游甚广，经常在家中招待文艺界的名流，或者邀请他们到康沃尔郡的海滨别墅去避暑。每逢周末，他的家中总是高朋满座、群贤毕集。托马斯·哈代、约翰·罗斯金、乔治·梅瑞狄斯、亨利·詹姆斯、埃德蒙·戈斯等大文豪，都是他的座上佳宾。斯蒂芬的家成了当时伟大的思想、伟大的著作、伟大的人物荟萃之地。在这样的文化气氛中，弗吉尼亚自幼耳濡目染，得益匪浅。后来她能卓然成家，与家学渊源不无关系。

“我们显然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不是牢牢地固定在我们的立足之处；事物在我们的周围变迁；我们自身也在变动。”

但是，从第一次大战中退伍归来的青年，再也不相信爱国主义的神话和自由平等的谎言，他们满腔忿恨地指责那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无非是一场卑鄙的骗局。

经济状况的恶化，引起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急剧的社会变化。垄断资本家于1916年成立了英国工业联合会，加强了对于国家机器的控制和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被压迫者自然不甘示弱，1918年，英国参加罢工者达一百一十一万六千人。人民在斗争中也赢得了一些最起码的基本权利：妇女获得了选举权；议院通过了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法案……

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

印象派画家莫奈的《日出——印象》画于1874年，瓦格纳的音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作于1876年，马拉美的象征派诗歌《牧神的午后》发表于187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完成于1880年。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总危机尚未爆发，而西方文化艺术的变革已经开始。事实证明，变革的主要原因不是在于外部的政治、经济因素，而是在于文化艺术本身的内部因素。这内部因素就是生活的丰富性，真实的多样性，人们审美趣味、审美观念的多元化。正是这种多元化的要求，打破了传统规范的艺术独断论。

不论是普通人还是了不起的人，都要在自己的一生中经受许多的磨难

他慢慢懂得，人活着，就得随时准备经受磨难

传统的西方小说要求直接临摹自然，如实反映人生，实质上它是一种纯理性主义的道德醒世故事。故事的叙述者就是小说家，他在作品中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站在全知全能的角度来叙述事件，描绘情景，塑造人物，并可随时插进来发一通议论，阐明他本人的道德观念和美学准则，而书中人物不过是作家用来说明主题观念的工具而已。

书房是西式风格的装潢，偏向博士喜爱的古典风格，挑高的天花板，威严的木雕装饰，整个房间透露出阴森森的气氛。房间四面摆着定制的书架，细长的架子高及天花板，古老的书籍并列成一排，露出书脊上的烫金文字。房间中央摆着一张雕花的大书桌

这个请求是爸爸提出来的，因为他体重不足，晚上睡不安稳，无法交给领养家庭。通常这样的小宝宝会被评定为体能不足，必须解放。

意外地把书又还给了他，并且说：“《红岩》是一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