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说：“我相信，我要是无话可说时，就是经验再丰富，手段再老到，也无法免于难为情的境地。”

只有那些有备而来的演讲者才能获得自信。

他发表演讲的方式正像卢梭所说的：他始于不知所云，止于不知所云。

这种解读同时也是对于自己思路的整理。搞了十六年的创作，思想应该整理一下，我写的是别人，实际上也是自己的创作观念，解读大师也是自己的创作观念，解读大师也是在探讨自己、探讨灵魂，这种探讨只能建立在写作的过程中。但我在写评论的同时也写了很多小说。

问：从什么时候开始解读的？

答：这项工作从一九九七年开始，那时是解读卡夫卡，从近代开始越写越远。只要是影响过我的作家，都来写一下。

我成为专业作家是在一九八八年，在那之前我和我丈夫做裁缝。从写作的过程看，过去的每个阶段都有特征。早期的《黄泥街》、《山上的小屋》，特点是人间烟火的味道重一点；第二阶段，包括《种在走廊上的苹果树》、《苍老的浮云》以及我唯一的一部长篇《突围表演》，是从外向里的挖掘，像旋风一样层层深入地旋进去；第三阶段，从《痕》开始，专门集中在一种深层的东西上，是以艺术家本身的创作为题材。以后又写了《思想汇报》。写论文时，有学生说我是“自己吃自己”。现在应该是第四阶段，跟以前又有一点不同。

问：近年来您转移到文学大师的解读。从小说创作到对文学大师的解读，是有意识的转变呢还是顺其自然？

答：应该是顺其自然。这种解读同[...]

我现在过得很好，生活上基本有保障，丈夫同我齐心合力。我丈夫是个性格悲观的人，不喜欢同人打交道，当初我就是看上了他这一点，他很深刻。他则大概是看上了我乐观奋发的生活态度吧。我儿子大学已毕业，现在要去美国的一所名牌大学攻读博士。他书念得好，学化学，满脑子成名成家的思想，根本不听我和他老爸的唠叨，所以我们对他没期望。这又是一代人了，有他们自己的路。

意识本来就存在于自然中，本身就是自然所必需的一种规定。自然在它的造化的一定阶序中逐渐向上发展。在无机物中，它是一种简单的存在：在有机物中，它退回自身，以便在内部作用于自身，具体他说，它在植物中赋予自身以形态，在动物中促使自身运动；在人类这个最高级。最完善的自然产物中，它返归自身，以便直观自己和考察自己，也就是说，在人类中它仿佛加倍发展自身，从单纯的存在变成了意识与存在的结合体。

心为万事主，动而无节即乱

那可不是冒险创作第二部小说的好时候：第一部小说停滞不前，我又开始尝试其他文学体裁。可是，那天晚上，我像战场上的战士一样视死如归地发下誓言：要么写作，要么死去。或者如里尔克所言：“如果您觉得不写也能活，那就别写。”

意识本来就存在于自然中，本身就是自然所必需的一种规定。自然在它的造化的一定阶序中逐渐向上发展

一般我不轻易打乱自己的生活秩序，我的写作就依仗我严谨的生活方式。有时也会有个把人来访，都不是文学界的，是几个老朋友。可以说，凡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创作，所以我特别不喜欢开会之类的事，没事也从不外出旅行。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我将一直保持到老。

我的生活刻板、单调，而且没有任何爱好。我每天六点多起床，一起来就到外面去慢跑，跑四十分钟，一边跑一边胡思乱想，多半是想家务琐事。跑完回来洗澡洗头，清理房间，八点多吃早饭，九点钟开始工作，一直到中午。这几个小时的工作包括小说创作、评论和英语作品阅读。十二点半吃中饭，下午基本是英语作品阅读。我已经读完了全部卡夫卡的作品的英文译本，由此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评论，可见收获不小。晚上不工作，听听广播，了解国内外的形势。还有一项固定的活动，就是下午四点和丈夫到外面散步，不论刮风下雨都要坚持走得远，自得其乐。

世俗生活的确是无法忍受的，必须有另一种生活，才能使表面的生活有意义

我于一九五三年生于长沙。父亲原为新湖南报社社长，后来成为右派集团头目，母亲也是同样命运。对于幼年时的生活我只有模糊的记忆，稍稍懂事的年龄就赶上过苦日子。由于父母均劳改，当时我们那个十口之家比一般人都要苦，什么野草、菜蔸都弄来吃。我的父母是那种从不与人拉关系的人，遇到灾难我们大家都只有硬挺。后来右派“改正”了，父母不久就退休了。我生孩子后失去了工作，又不愿求人，就同丈夫一道自学裁缝，开店。做了几年就赶上了发表作品的好时候。我的成长环境造成了我特殊的个性，这对我这种创作的影响当然是决定性的。我想我之所以采取这种极端纯粹的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大约同自己总是被逼到要“狗急跳墙”的个人生活有关吧。世俗生[...]

没有，我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不想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