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总结经验教训，那么，从太监方面来说，最要紧的一条便是认清局势。虎皮是可以吓唬人的，也是可以卖出好价钱的，但是要看吓唬谁。自己已然理亏了，对方又有能力直接向老虎告状，就要顺应临时变化的形势，利益分享，不能太独。

实际上，硬伙的损害能力和防御能力因人而异，随时变化。同样是内阁大学士，严嵩不可一世，一张名片价值三千两银子，徐阶就要弱一些。杨所修在工部当主事，缺少损害商人铺户的机会，论权势也敌不过太监，但是皇帝要举行祭祀大典，他负责清理临时建筑，损害能力和相应权势便临时壮大了。实力一变，分肥的份额就应该及时作出调整，太监不肯调整，这才打了起来。

从官吏方面看，把企业说成罪犯，挑毛病收拾企业，并不是什么难事，有这种合法伤害权的部门可以开出一长串。如果说，商场竞争决定着企业的兴衰，官场竞争往往决定着企业的生死。于是，中国企业被迫创造出“上血”的各种形式。按时送钱似乎是破坏要素分肥的最常见的形式。再过二三百年，股份制在中国渐渐流行，赵二们还会与时俱进，创造出相应的“硬股”——包括黑股和权力股。所有这些生产关系形式，都体现出中国企业家“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明智。

一切都应该尽可能地简单，但不要太简单。——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问：我看到你努力从人物的潜意识中，从小人物的生命冲动里，提取一种新东西，一种盲目的热烈的力量，一种自我的原动力。为什么你不直说我们需要一种自我建构、一种终极关怀呢？你是否觉得这可能涉及到信仰的问题？

答：我是自发的将文学当信仰的，一开始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我希望这样来对待文学艺术的人越来越多，通过对语言的颠覆使汉语获得一种新的功能，使它达到真正的终极关怀。现在文艺界的保守思潮最害怕的是对于汉语来一个彻底的颠覆，强调传统的是最优秀的。一个优秀的传统用被动的保存方式是保存不了的，它一定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渐次流失。我的看法是，真正要保住传统中那些优秀部分，只能通过颠覆来达到。害怕外来文化的入侵，是一[...]

问：我想，在《山上的小屋》和《黄泥街》时代，你对于人的存在的思考还更多他性的批判，换一句话说，对于政治、体制等外在因素的批评大于人性的批评，认为不正常的恶的外在因素扭曲了人性。而现在，你的写作更执著于人的自我的反省，你更多地已经放弃了对于外部因素的批判，更深入地探入了人自身的矛盾，对于人的孤独承担作出一种极限挑战，这种挑战很令人震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邓晓芒所说的自我建构与终极关怀的维度。

答：我最近对于基本的、不变的东西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我想出这个笔名时并没有想到它的意义，只是觉得意境很美。现在看起来有很多方面的涵义。可以是种冷峻、独立不倚的个性；可以是山顶上不化的积雪；也可以是被践踏得很脏的残雪……总之都有“顽固”的意味。

问：与上面这个问题或许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黄泥街》中的叙述人“我”，扮演的是一个寻找者的角色，他（她）独立于、超然于那个荒诞的梦境，他（她）与其说是寻找黄泥街，不如说是审视它，粉碎它，并且在这样的过程中获得一种宁静和悠远的美感享受（这在小说的结尾的描写中显露出来）。第一人称的这种叙事特性，在你后来的小说中也不再出现（短篇《名人之死》或许可以算作一个例外），这是为什么呢？

答：《黄泥街》中的“我”寻找的是真理，一直寻到最后描述者才彻悟：真理正是溶解在荒谬中难以分离的东西，美也是溶解在强大的生命力所制造的丑陋之中，只有那创世者带来的第一束光（王子光）可以让黄泥街人伟大的灵魂于刹那间被照亮。黄泥街[...]

问：在你早期的小说《黄泥街》中，有大量的标志“文革”历史的语汇，诸如“占领”、“路线问题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抓党内一小撮”、“江水英”、“张灭资”，等等，它们出现在小说的情境中，除了折射着那一段历史，嘲弄并拆解了那一段历史外，是否还在暗示着那段历史对人心的扭曲和践踏？而这类语汇在你后来的小说中不再出现，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答：我的中篇《黄泥街》其实是处女作，它是一个动摇的产物，当灵魂还未充分觉醒之时，世俗的钳制总是很难彻底摆脱，所以《黄泥街》有点模棱两可。但即使是这篇早期作品，也仍然可以看出同以往小说的根本不同之处，看出那种向内转向的努力。后来我才知道我要做的是什么：用世俗中的材料来建造幻[...]

问：仔细端详你小说中的梦，它们似乎都在诉说某种病态和丑态，提示着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恐惧、孤独、自我囚禁、窥视、猜疑、陷害、嫉恨、无以自由、无法逃脱等等是你反复书写的东西，事件没有因果，对话不合逻辑，在荒唐可笑的细节下面隐现着尖锐的疼痛和刻骨的绝望。在阅读它们的时候，我常想起三岛由纪夫写的题为《残酷之美》的文章，我感到进入你的小说世界需要紧紧绷住理性的神经，否则会随时随着小说的描述而陷入疯狂的境地。由此我想，你的小说或许就是专为人的理性设置的检验机制，它们是从非理性的极端发出的呼唤，而期望从理性的极端得到回响。那么从写作的角度来讲，你是否要以十倍的理性力量来承受和审视你的小说创造的世界，以十[...]

答：我的创作追求、人生追求，也就是追求的最大的幸福就是“认识”。是的，认识。不懂我的人常说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其实，我对人生、对人性，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就是那么回事，关键是人一定要认识。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认识，也就是鲁迅所鞭挞的“阿Q精神”。

答：我的小说具有与传统小说完全不同的故事性，可惜就如同很少有人读懂卡夫卡、博尔赫斯的故事一样，残雪的文本同样费解。这是关于灵魂的故事，如能拼命闯入迷宫，会发现那里面的故事比传统的故事更为有趣，结构更为奇巧，甚至会有天衣无缝的感觉。总之决不是像某些人评述的那样，是一盘散沙。最近我写了一本书解读卡夫卡的《城堡》《审判》《美国》等，我相信读者看了我的评论会觉得卡氏妙不可言，比传统的侦探故事更引人入胜，而且产生巨大的灵魂震撼。

答：涉及到审美，我想，中国传统审美当然是绝对排除了“脏”的，而在残雪的文本里，“脏”是最基本、最原始、扑不灭、杀不尽的生命，有洁癖的中国人大都害怕生命的直接崭露（这同害怕活泼泼的性交是一致的），所以必然会感到“不堪卒读”。这都是强大的传统势力造成的固定的阅读习惯所致。我记得一位日本老作家读到残雪最“脏”的文本《黄泥街》时，曾发出这样的感叹：“那真是美的意境啊。”我不认为我的文本会丧失写作与存在的意义，总会有那么一小部分对自身现状不满的读者，他们要叩问灵魂的城堡，要深入探讨不可思议的人性，因而会与残雪的文本产生心灵共鸣，如你前面提到的雁心先生即是一例。什么是美？美就是生命的形式（也包括其终极形式[...]

问起她在现实世界里与母亲的关系，残雪很平淡地回答。

“也就是一般，一家九口人才几十块钱，她没时间管我们。”

一九五七年，残雪的父亲作为“《新湖南报》反党集团”头目被列为“极右”下放，她的母亲被遣送至衡山劳改。

她从小跟外祖母，一九五九年，全家九口人从报社迁至两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平房，自然灾害时，残雪和她的兄弟靠着外婆上山采的野菜和菌类保住性命，外婆因绝食和劳累死于水肿。

“外祖母特别神经质，又特别坚强，她生了十一个小孩，生一个死一个，最后只剩下我母亲一个。”

《美丽南方之夏日》一文中，残雪深情地描绘与她相依为命的外婆。

“外婆年轻时一定是个眉清目秀的美女，她的牙齿很白，很结实，能咬断细铁丝。她[...]

施：所以蝎子、蚯蚓、蜈蚣等经常在你小说里出现，评论者借此发挥……

残：我喜欢挪威画家蒙克，我觉得很美，有些气质跟我接近。写这些动物是表现一种意境，写的时候无所谓美丑，用小孩的眼光，觉得奇特、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