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一个舒服的姿势,然后从头到脚,或从脚到头,缓慢地、逐步地去体会一下自己身体每一部位的感受。只是去感受就可以了,不必分析,也不必想象,只有当有些部位,譬如脚趾,体会不到时才想象一下。
这一办法,我做了一个小小的升级,就是加进呼吸。没有做过类似练习的人,可以先从手指开始体会一下。先伸出你的一只手,把注意力转移到这只手上,然后呼吸,就好像你不是通过口鼻,而是通过手来呼吸似的。在这个练习中,你能很容易感受到一种能量在你的手上流动。
接着,你可以再细化一下这个练习,把注意力放到你的一个手指,譬如大拇指上,先放松,然后呼吸,好像你是在通过这个大拇指呼吸一样。这一点也是很容易感受到的。
接下来,你就可以[...]
王阳明哲学的一个核心内容是“知行合一”,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关键原因是他内心中没有矛盾,而我们普通人之所以做不到“知行合一”,是因为我们内心中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因为这些矛盾,我们在行动时就有了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动力,所以行动力就打了很大的折扣,也就做不到知行合一了。
譬如,对于小郑而言,他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希望有成就,但他不敢全然追逐成就,因为他很担心抵达高位后“掉下来”的感觉。对他而言,“掉下来”就意味着死掉——其实是再也得不到妈妈的爱,所以他会尽一切努力防止这种感觉的发生。
但是,小郑之所以恐惧“掉下来”,是妈妈给他种下的一个看法,这个看法因为妈妈一再强调,而让小郑以为这就是真理,不用检[...]
从社会发展过程的角度来看,教育的定义是这样的:教育的社会功能是使个人,以后在社会中可以发生功能,即是,使个人的人格变得最接近社会人格,使个人的欲望符合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需要。任何社会的教育制度——都是受此一功能的决定。因此,我们不能用教育过程,来说明社会结构,或社会中每个人的人格;但是,从一个指定社会的社会与经济结构所产生的需要,却可以用来解释教育制度。无论如何,教育方法是极端重要的,因为教育方法是使个人,能适合所被要求之形式的一种办法。我们可以把教育方法,视作为使社会需要,变成为人的属性的一种手段。固然教育方法并不是引起某一种特殊社会人格的致因,但是,教育方法却是形成人格的方法之一。因之,[...]
身上发生各种可怕的变化,只是由于他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理论。他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理论,因为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日子就太不好过。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处理一切事情就不利于追求轻浮享乐的兽性的我,而总会同它抵触。相信别人的理论,就根本无须处理什么,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而且总是同精神的我抵触而有利于兽性的我。此外,他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总会遭到人家的谴责;他要是相信别人的理论,就会获得周围人们的赞扬。
譬如,聂赫留朵夫思索上帝、真理、财富、贫穷等问题,阅读有关书籍并同人家谈论这些事,人家就会觉得不合时宜,简直有点可笑斯,法国的萨特、马塞尔(GabrielMarcel,1889—1[...]
玛丝洛娃一进来,法庭里的男人便都把目光转到她身上,久久地盯住她那张白嫩的脸、那双水汪汪的黑眼睛和长袍底下高高隆起的胸部。当她在人们面前走过时,就连那个宪兵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直到她坐下。等她坐下了,宪兵这才仿佛觉得有失体统,慌忙转过脸去,振作精神,木然望着窗外。
共情的经典定义是,感人所感,想人所想。那时我对身体一无所感,完全是从头脑的层面去理解共情的定义,于是陷入了一种怀疑论——这可以吗?这只是一种理想境界吧,这是不可能达到的吧?
最后自己思索,想出一个结论——共情,即当别人说了什么话,我就不断地去澄清——“对于你刚才的话,我是这样理解的……你觉得对吗?”
比忘记了这个事实更糟糕的是,我们的社会有一个强烈的倾向:将你的灵魂赶出你的身体,而让别人的灵魂寄居进来。
本来,我们还有极好的传承——体验、体察、体会、体证、体悟等词汇中所藏着的重视身体的智慧,但近几十年来,身体也沦为了一个鄙俗的存在,仿佛身体只是用来吃喝拉撒睡的一个所在,而忘记了一个事实——身体是灵魂的居所。
一般说来,要用汉代的五铢钱,这种铜钱外圆内方,象征着天圆地方,反正很有神秘力量就是了。其实用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是一个平面有正反的东西就行。当然了,你要是给别人算卦的话,一定要用五铢钱,好显得自己很专业。比如,同样是我熊大师出去给人算卦,拿五分钱硬币来算的话,自己都不好意思跟人家开口要高价。可如果我打开一个古色古香的檀香盒子,从里边取出三枚泛着铜绿的汉代五铢钱(这在潘家园市场上花十块钱可以买好几枚),神色庄重,在算卦之前还要烧烧香、拜拜神,再弄出个复杂到自己也搞不明白的罗盘来比划比划,这样的话,到最后开价的时候人家也不会觉得你是在狮子大张口了。
嗯,不过呢,自己练手的时候拿五分钱的硬币就行了。
[...]
什么新局面呢?
我们看看佛教的传播,像唐僧这种文化水平超高的高僧去搞唯识理论研究,复杂极了,水平稍差的人根本就很难入门。但是,农村老太太也有这种信仰需求,你让人家学唯识?这就等于让文盲学量子物理。所以就出来了净土宗满足这个阶层的需求:不用学什么深奥的理论,只要大发善念,多念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西天极乐世界。
所以说,历史也好,文化也好,无外乎基本人性,《周易》往低端能怎么发展,用脚后跟都能想得到。唐诗里不是有个还算有点儿名气的句子叫“暗掷金钱卜远人”嘛,这说的就是唐代流行的金钱卦,据说是汉代的京房发明的:用三枚铜钱来取代四十九根蓍草,而且铜钱每扔一次就能得出一爻,扔六次就把一个卦给算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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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袭面包店作者:村上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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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笔记:
[...]
大村榨取穷人的血汗,在五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对穷困潦倒、无业可就的退役军人更是毫不手软。但也正是日本的一个商会制止了大村牟取暴利的行径。日本人的民法严厉苛刻,但公正合理。现如今,像大村那样的违法行为已经再没听说过了。这要归功于被占领土上那些日本官员的清正廉洁,特别是战时内阁倒台之后派驻过来的官员。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刘瑾潜流的水量如此充沛,如此源远流长,秘密就在于:虎狼与牛羊的伤害能力相差悬殊。牛羊们在虎狼的包围中出血流膏,势在必然,一味责备虎狼的道德修养不好,未免强“人”所难。
换句话说,只要帝国的权力格局不改,抽水机总是难免出现的。只要存在个别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凡夫俗子,只要他们将几颗管用的官印混到手,有了蛮横加害的能力,刘瑾的徒子徒孙便难免繁衍开来。这种繁衍与性能力无关,与武器装备有关。身怀利器,杀心自起,要他几条人命都没事,要几个钱又算什么。
官话通常比较好听,因为它所代表的正式规范考虑到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不太敢玩水。问题在于,水并不总能以洪水的形态出现,那是非常时期暴民造反的形态。当水被装在缸里,盛在桶里,倒在碗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载舟覆舟的力量。这时候,官话不过是说说而已,当真去做便是自找亏吃,而多数人是不会自找亏吃的。于是,官话就有了糊弄人的意思,就成了一个贬义词,说官话者的形象难免受损。可是官场风波险恶,说官话不会让人抓住把柄,形象受损也要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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