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之权,兵财以外,莫大于官人进贤,而宋相于此权亦绌。
又财务归之三司,亦非宰相所得预。
宋初宰相,与枢密对称“两府”,亦曰“两地”。而宰相遂不获预闻兵事。
于是谏垣与政府不相下,宰执与台谏为敌垒
而且宋朝那时已嫌官冗,安石推行新法,又增出许多冗官闲禄
依照当时情祝,非先澄清吏治,不足以宽养民力。非宽养民力,不足以厚培国本。非厚培国本,不足以遽希武功。
安石的最大弊病,还在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
南宋宝祐四年朱熠言:“
景德、庆历时以三百二十余郡之财赋,供一万余员之俸禄;今以一百余郡之事力,而赡二万四千余员之冗官
似乎王安石是径从谋求国家之富强下手,而并不先来一套澄清吏治的工作
大抵相当于范仲淹十事之六、七、八诸项
神宗亦谓:“终不以吏或违法之故而为之废法
因此后人说范仲淹是儒家,而王安石为申韩
宋朝事实上变法的要求,依然存在
“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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