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我们自身来说，那些本来就由于身体的柔弱而遭受种种折磨的孩子，他们已经够痛苦的了，可我们还要把自己种种不切实际的愿望强加到他们身上，连他们本来就不多的自由都剥夺，这种做法难道不野蛮吗？

因此，还有什么比一个桀骜不驯、盛气凌人的孩子毫不客气地指挥那些一不管他就必死无疑的人做这做那更加让人气愤，也更加违背常理的事情呢？

于是，他们变得垂头丧气、畏缩不前。当时他们把自己想象得有多高尚，现在他们就把自己想象得有多卑贱。

我们终归白忙一场，因为总有不能满足他们的时候。我们越是轻易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的欲望膨胀得就会越快，并且变得越来越固执倔强。

他们遭遇越来越多的抵抗、困难和障碍，他们变得越来越易怒、暴躁和狂妄；他们终日在抱怨、哭泣和牢骚中生活。这样的人能有什么幸福可言！他们的身体是如此柔弱，可支配人的欲望又是如此强烈，这样的矛盾必然滋生出无尽的痛苦。

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对任何人都心存怀疑。他不懂得感激帮助他的人，却对违抗他的人心存敌意，就这样，他的天性一点点地被破坏掉了。

你知道哪种行为最容易让孩子遭受痛苦吗？那就是一味地顺从他。他想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如此一来，他的欲望就会无限膨胀，直到你的能力无法满足他的那一天。到时候，他就会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你的拒绝会让他比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更加难受。

所以，当他向你要某个东西的时候，如果你没打算拒绝他，就立刻给他，如果你拒绝了他，就不要轻易转变你的态度。

柔弱的体力和较少的经验对他来说是无可改变的事实。你可以满足他的需要，但这并不是说他要什么就给什么，而是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他真正需要的。

当他在为别人做事的时候，不要教他服从别人；当别人在为他做事的时候，不要教他役使别人。你要让他在自己的行为和你的行为中感觉到自由的存在。

如果他犯了错，你只需让他感觉到一些有形的障碍或者让他遭受其行为本身所带来的惩罚就可以了。他会随时记着这些惩罚，所以无须你费心思，他自然能学会不再调皮捣蛋。

解决这种弊端的最好的方式是用法律，并且任何个人意志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的效力要像自然规律那样，一经确定，任何力量都不能将之更改。

每一种习惯的形成都必然会经历以下这个循环：

行为发生—得到奖励—强化

如果这个循环只有一次，那么一个习惯不可能形成。习惯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一次次产生强化，让当事人产生了一个自动思维“如果我重复这个行为，可以再得到奖励”。

强化包括奖励和惩罚。如果重复某种行为，当事人得到奖励，那么他就会养成做这件事情的习惯；如果重复某种行为，当事人得到惩罚，他就会养成不做某事的习惯。

譬如，把小白鼠放在笼子里，每当它走到笼子口时，就电击它。这样的次数重复多了，再撤掉电击，这个小白鼠仍然不敢靠近笼子口。这是一种负向的强化，结果就是让小白鼠不再做某种行为。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大量的这种例子。一些人对做某些事[...]

所以，在维新运动中事情就变成这样的不可思议，他举起一只手要打倒皇权专制，而另一只手却攀着皇权的马车，指望它将自己载到民主的彼岸。大约后来梁启超感到了其中的矛盾，所以他在自己唯一的一部小说《新中国诞生记》里，给光绪安了个总统的位置。

一些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美国学者曾指出：“在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我们看到立宪对君主专制独裁的制约不断在加强；而中华帝国晚期历史上与此相反的发展趋势所产生的环境因素却局限了中国人，甚至那些反对这种发展趋势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也对政府有所期待。”中国传统社会无所不在的政府权力令“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士人们感到厌烦，也使他们受了毒化，他们总难以克服对皇权主义政府权力的依恋与幻想。

他们开始只是不忍心告诉光绪议会政治的真相，从他们嘴里，好像议会君主制中的君主反而更加有权了，后来就不再提议会了，制度局也没有任何限制君权的功能（而这种功能本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把希望只寄托在个人品质的基础上正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大忌，而戊戌维新，康有为的制度变革恰恰犯了这个大忌。

这种从追求民主到固执专制的转变，虽然从表面上看逻辑很清晰，但内中却含有很荒唐的悖论。当康有为十分热衷于说服皇帝推行变法时他似乎忘记了，他事实上是在试图让皇帝实行一场最终导致剥夺自己权力（至少是限制）的改革，而他们拥戴光绪的初衷也不过是借助光绪之手实现国家权力实质上从皇室移向议会和向议会负责的政府。这种思路在最初他们是能够说服自己的，可是一旦真正与光绪搅在一起实行变法，他们就很难保持内心的平衡，心安理得地把通情达理的光绪当成跳板或者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