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追求民主的维新派在变法实践中的表现，甚至比光绪皇帝还要专制，湖南举人曾廉上书求诛康梁，批评光绪不要祖宗，谭嗣同要将之治罪，反为光绪所阻。因为维新派借强权推行变法之心太盛、太切。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君权还是光绪，都只不过是维新派实行政治变革的过渡性工具。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维新派出于策略的考虑，认为强化君权有利于推行变法。一则光绪是位坚持变法的开明君主，有施行人治的基础；二则专制政体在非常时期的效率往往要高于民主政体，借助于君权推行变法的确有比较有利的一面，君主口衔天宪，可以用过重的刑罚来惩戒那些阻碍变法的官员（如果皇帝真的有权的话），而不用顾虑法律和民意机关的约束。

其四，出于对中国国民素质的悲观估计，和民权生于民智理论的信念，维新派认为当时的中国尚不具备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就明确提出：“学校未成，智识未开，遽兴议会者，取乱之道也。”显然，在他们眼里，此时中国的老百姓，还只配接受明君贤相的统治。康门弟子说：“中国地大民众，变法甫萌，骤开议院，众盲同室，法且难变，故先生心在立宪，而行在专制，义在民权，而事在保皇，似相反而实相成，诚中国因时立宜之政体不得已者也。”

其三是因为变法过程中招致的各方激烈的抵抗，使维新派意识到目前整个官场乃至整个社会，对变法持反对态度的人远远多于支持变法的人，这种时候如果真的实行民主原则，他们就有可能淹没在多数的反对意见里。“以守旧之党，而谋开新政，是欲蒸沙而成饭。”康门弟子陈继俨的这句话，点出了他们的担忧。

其次是由于光绪皇帝出色的表现，大大地强化了维新派对依傍君权变法的幻想。以至于将明明不甚理智的光绪路线的变法，变成了维新派坚定不移、一条胡同走到黑的选择。从光绪忧国忧民，开明求变的种种表现，维新派似乎寻见了士大夫祖祖辈辈渴念已久的明君贤王，对于这样百年不遇的贤君，自然可以完全地信赖，无论怎样强化他的权力，都只对变法有利。

物的依赖无所谓善恶，所以既不会限制自由也不会导致罪恶。人的依赖则无秩序可言，所以乱象丛生，主人和奴隶是一种相互败坏的关系。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康有为本人对于依傍皇权，自上而下变法的渴望，自康有为1888年以荫监生身份第一次上书皇帝以来，他一直就幻想着能有那么一天，皇帝能听从他的意见，以君权发动变法，显然，这是当时的中国最为便捷的革新之路。鉴于洋务运动地方导向的局限，康有为不再把希望更多地放在开明的地方督抚身上，也不屑于像洋务运动那样搞一点一滴的改良，更不屑于像那些西化的前辈士人那样，满足于把才智提供给洋务派的官僚，甘于以幕僚终老。康有为等人一出山就是大手笔，无怪乎汪大燮说康“慑力胜人”。

紧接着，康有为等人开始围绕皇权设计制度变革，制度局与开懋勤殿的设想，与其说是西式的制度变革，不如说是从亲太后的亲贵大臣手中夺权，不如说是再一次强化皇权的努力。民权之说此时已经偃旗息鼓，谭嗣同与林旭想再提开议院之事，也被康有为所阻止。

但是一涉及到真的政权，进入真刀实枪的变法实施阶段，康梁谭等人居然很快就变成了皇权至上主义的拥护者。康有为在上呈的《日本变政考》中虽然还强调议院的重要性，指出：“日本变法以民选议院为大纲领，夫人主之为治，以为民耳，以民所乐举乐选者，使之议国政，治人民，其事至公，其理至顺。”但先期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考》，已经把君权的“乾纲独断”，以无上的君权雷厉风行推行变法，果断地剪除敢于反抗自己意志的贵族这种“铁腕君主”风格凸显出来，民权的声音已经相当微弱了。

他们因别人的照料而感到自豪，可他们没有想到，如果别人把你当成人看的话，怎么会对你如此殷勤？

社会制度所衍生的一切矛盾都可以用以上观点来解决。依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物的依赖，源于自然；一种是人的依赖，源于社会。

除此之外，父母还强迫孩子去做那些连大自然都不允许的事情，比如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孩子身上，让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施爱者对弱者的奴役，或者弱者对施爱者的依赖。

有足够理性的人知道保持自己的地位，可孩子却不知道怎样做，他甚至都意识不到地位的存在。离开自己现有地位的道路有千百条，所以仅凭孩子的看护者就想把孩子固定在原地，这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不是动物，也不是成人，仅仅是个孩子而已。他应该意识到自己是柔弱的，但不能由此感觉到痛苦；他有依赖成年人的权利，但不需要受成年人的支配；他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但不能下命令去指挥谁。

除非是他确实有这种需要，并且别人比他自己更清楚什么[...]

由民众“共立者”，就是所谓的君。《时务报》《国闻报》《知新报》与《湘报》上种种慷慨激昂的伸张民权的议论，更是向世人表明了他们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推崇和向往。

社会把人变得更加柔弱，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剥夺了人使用自己的力量的权利，还在于社会让人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满足自己的需要。

这种帮助主要来自父母，可父母的帮助不是过多就是过少甚至被误用。为了让孩子尽早适应文明社会的生活，父母总是迫不及待地激发或者赋予孩子各种需要，到头来不但没有让孩子变得更加强壮，反而加深了他的柔弱程度。

但是一涉及到真的政权，进入真刀实枪的变法实施阶段，康梁谭等人居然很快就变成了皇权至上主义的拥护者。康有为在上呈的《日本变政考》中虽然还强调议院的重要性，指出：“日本变法以民选议院为大纲领，夫人主之为治，以为民耳，以民所乐举乐选者，使之议国政，治人民，其事至公，其理至顺。”但先期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考》，已经把君权的“乾纲独断”，以无上的君权雷厉风行推行变法，果断地剪除敢于反抗自己意志的贵族这种“铁腕君主”风格凸显出来，民权的声音已经相当微弱了。

紧接着，康有为等人开始围绕皇权设计制度变革，制度局与开懋勤殿的设想，与其说是西式的制度变革，不如说是从亲太后的亲贵大臣手中夺权，不如说是再一次强化皇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