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辩论、反驳，或许你会得到胜利，可是那胜利是短暂、空虚的………你永远得不到，对方给你的好感。」

你不妨替自己作这样的衡量………你想得到的是空虚的胜利，遢是人们赋予你的好感？这两件事，很少能同时得到的

谈话双方关注的并不是事实究竟如何，他们关注的是什么才更重要。

噢，对不起，事实就是如此。在高难度谈话中，找出正确的事实从来都不是谈话的重点。谈话双方争论的是他们对此在感知、阐释和价值观上的不同见解。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合同上写了什么，而是这份合同意味着什么。他们想知道的并不是哪本儿童书最畅销，而是我们应该给孩子看哪本儿童书。

如果在过去我遇到这种情形，我会觉得冒火，我会指那胡雪牌汽车是如何的不好………我意说那家公司出品的汽车不好，可是对方意会指它如何好，争辩愈是激烈，意使对方决心不买我的汽车。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不知自已过去是如何推销货物的.由于这样的争论，不知使我失去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和金钱。现在我学会了如何避免争论，如何少讲话，使我得到了许多的好处

如果这两个目的能够融合成一个目的，那矛盾就不存在了，从而也就为他的幸福生活扫除了一大障碍。

这种矛盾状态始终伴随着我们，让我们终生处在犹豫不决之中，到头来我们不但没有实现自己的意愿，也没能对他人或社会做出贡献。

这种教育所塑造出来的矛盾人格也存在于我们自己身上，由于自然和人把我们引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将之混合或者选取一条中间的道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一个目标都没有达成。

无论我们的谈话技巧如何高明，总有一些来自于这三层对话中的挑战是我们所无法改变的。譬如说，在“发生了什么”对话中，我们可能仍然会遇到一些比我们最初预想的还要复杂的境况。又或者，在每层对话中，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些对方尚未察觉的信息，可是想要唤醒对方对这些信息的意识绝非易事。又或是说，我们仍旧摆脱不了情感上的挣扎，仍然会感觉缺乏安全感，因为谈话涉及并威胁到了一些有关我们自身的重要因素。

我们能够改变的只有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方式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可以假设自己知道所有需要了解和解释的信息与事情，而不再像之前那样，费尽气力去探寻究竟有哪些信息是对方知道而我们不知道的。又或者，对于内心的情绪，[...]

一个真正成功的推销员，他决不会跟顾客争辩，即使轻微的争辩，也加以避免………人类的思想，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天下只有一种方法，能得到辩论的最大胜利，那就是尽量避免辩论………避免辩论，就像避开毒蛇和地震一样

因为我们不得不同自然或社会制度进行斗争，所以我们必须做出选择，即到底是培养一个人还是培养一个公民？由于这两个目的是相对的，所以与此相对应的两种教育形式也是相对的：一种是公共教育，另一种是家庭教育。

斯巴达人佩达勒特想要参加三百人会议，结果被拒绝了。想到有300个斯巴达人比自己强，他便欣然离开。这是一种真诚的表现，佩达勒特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公民。

同样，还是在斯巴达，有个妇人的5个儿子都参加了战争，她焦急地等待着战争的消息。当打探消息的奴隶回来后，妇人立刻询问他的战况。

奴隶说：“您的儿子都在战场上牺牲了。”妇人听了生气地怒斥道：“该死的奴隶，我问你这个问题了吗？”奴隶于是回答道：“我们胜利了！”

听到这个消息，妇人便立刻跑到庙里拜祭神灵，感谢神灵让斯巴达取得胜利。可以说，这个妇人是真正的公民。

如果一个人身处社会中，却将个人的情感放在第一位，在这种矛盾中，他是无法知道自己的真正需要的。

好的社会制度能使人改变自己的天性，让他的存在由绝对转化为相对，让他由独立的个体变为共同体的一部分。

我们天生就有感觉事物的能力，而且从一出生就开始受到周边各种各样的事物的影响。等我们意识到这种感觉的时候就会开始做出判断，即到底是趋向还是逃避让我们产生感觉的事物。

这种选择主要取决于3个方面：一是看这种事物能不能让我们感觉愉快，二是看它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方便，三是看它符不符合社会和他人认可的幸福和美满的定义。

随着我们的感觉越来越敏感，智力越来越发达，这些倾向也会越来越强。可由于受到习惯的影响，这些倾向或多或少都会发生变化。这种还没有发生变化的倾向就是我所说的“内在的自然”，它是一切东西得以发展的动力。

当我们教育一个人的目的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发展，而是为了别人的愿望时，那这三者就不可能配合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