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超越生死的信念。

武士道的精神内涵复杂，主要由两个层面组成。一是没有善恶评判的服从。

“神道”的基本含义是：在这个世界上，日本不是一般的国家，而是一个“神国”。日本是单一民族，万世一系，民族文化中潜存着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和排他性。“国是神国，道是神道也……一神之威光，遍照百亿的世界；一神的附属，永传万乘之王道。”由“神国”引申，便是“神国中心论”，即：日本在东方，“东方，春也，朝也，春是四季之始……故天地开辟，由东方开始……”

“补偿论”的基本含义是：在强国面前，隐忍所有的屈辱和损害，同时向弱国动用武力，把在强国那里的损失——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统统补偿回来。“把美国视为东藩，西洋作为藩土，与俄国结成兄弟唇齿之邦，略取附近之国家是第一要紧的事。”

日本人的危机意识与生俱来。日本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不断发生，狭窄的耕地面积使得粮食产量十分有限，火山岩浆堆积的新生陆得几乎没有可供开采的矿产，而日本却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有限土地出产之物亦有限，然年年出生国民之增加无限，国民终多于国产，国产少于所增之国民，终难遂之所欲。”——无法化解的天然生存矛盾，是形成日本危机意识的地缘因素。

丰臣秀吉的最终目标是：不屑国家之隔，山海之远，直入大明国，使四百州化我俗，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愿。

纵观世界近现代的一百多年历史，没有哪个民族如同中华民族一样，在动荡与战火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在所有不堪回首的历史往事中，没有哪个事件比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创伤更为惨重。那场战争，中国战史称之为“抗日战争”，日本战史称之为“中国事变”。

从本朝创业之君开始，就形成了如下的一种观念，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需要有专门的皇室在园的收入，以供宫廷开支之用。宫廷所需的物品，来自全国税收中划出来的一大部分实物，包括木材、金属等各种原料，也包括绸缎、瓷器等制成品。皇家的开支可以不受限制，官员们却只能在极度节俭的原则下生活，更不必说这些宦官宫女。所以，本朝的官员、宦官的法定薪给都十分微薄。

和以前的各个朝代相比，本朝的宫廷开支最为浩大。紫禁城占地四分之三方里，各个宫殿上盖琉璃瓦，前后左右有无数的朱门和回廊，宫殿下面的台阶都用汉白玉石砌筑，真是极尽豪华。皇城环绕紫禁城，占地三方里有余。皇城内有驰道和人工开凿的湖泊，以备驰马划船和其他游览之用。建筑物除去皇家别墅之外，还有寺院、高级宦官的住宅。为皇室服务的机构，例如烤饼坊、造酒坊、甜食坊、兵胄坊、马房以至印书藏书的厂库也都集中在这里，使皇室所需的百物，都不必假手于外。各个厂库、寺庙、坊舍均由专任的宦官掌握，共有24个机构，习称二十四监。到万历初年，宦官的总数已逾二万，而且还在不断膨胀。最高级的宦官，地位可与最高级的文武官员相埒。宫女的[...]

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皇帝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他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

我们的帝国，以文人管理为数至千万、万万的农民，如果对全部实际问题都要在朝廷上和盘托出，拿来检讨分析，自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的祖先就抓住了礼仪这个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

在和妻子一起度过的八年幸福生活中，看到别人不贞的妻子和受骗的丈夫，卡列宁不知多少次对自己说：“这叫人怎么容忍哪？为什么不结束这种可耻的局面？”可是现在，当灾难落到他自己头上的时候，他不仅不考虑怎样结束这种局面，甚至根本不愿意正视它，因为这件事实在太可怕，太不体面了。

“我不幸吗？”她挨近他，带着火热的爱恋的微笑瞧着他，说，“我好像一个饥饿的人，得到了食物。他也许感到寒冷，他的衣服被撕破了，他感到害臊，但他并不是不幸。我不幸吗？不，这正好是我的幸福哇……”

当她想到儿子，想到他以后将怎样对待她这个抛弃父亲的母亲时，她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害怕，简直无法认真思考，只能像一般女人那样用虚伪的判断和语言来安慰自己，好让一切都保持原状，并忘记儿子将会怎样对待她这个可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