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列宁这个强有力的政治家，在这方面却觉得自己软弱无能。他像一头公牛，驯服地垂下头，等待着他已感到的高举在他头上的利斧。他每次想到这件事，总觉得应当再试一试，认为用善心、温情和规劝来挽救她，使她醒悟，还有一线希望，因此他天天都准备和她谈一次话。但每次他一开始谈话就感觉到，那个主宰着她的邪恶和欺骗的魔鬼，同样也主宰着他；他对她说的话完全不是他原来想说的，语气也完全不是他原来想用的。他同她说话，不由自主地用了他惯于对别人反唇相讥的语气。而用这种语气是无法说出他要对她说的心里话的。

“安娜，看在上帝分上，别这么说，”他温和地说，“也许是我错了，但你要相信，我说这话一半是为自己，一半也是为你呀。我是你的丈夫，我爱你。”

她的脸色顿时沉下来，眼睛里嘲弄的光芒也熄灭了。他说“爱”这个字使她很反感。她想：“他会爱吗？难道他也会爱吗？要不是他听人家说到‘爱’，他恐怕一辈子也不会使用这个字吧。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爱。”

“他自己倒不在乎，而是人家注意到了，这才使他不安。”安娜想。

卡列宁不是个好猜疑的人。猜疑，他认为是对妻子的侮辱，而对妻子是应该信任的。至于为什么应该信任，应该完全相信他那位年轻的妻子会永远爱他，他没有问过自己；但他对她从没有不信任过，因为一向信任她，并且对自己说应该信任她。可是现在呢，尽管他仍认为猜疑是可耻的，应该相信妻子，而且这种信念并没有被破坏，他却感到面对着一种乱七八糟的荒唐局面，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卡列宁面对现实，发觉妻子可能爱上别人。他觉得这样的现实实在荒唐，简直难以理解。

卡列宁看见妻子同伏伦斯基单独坐在一张桌子旁谈得很热烈，原来并不觉得有什么异常和有失体统，但他发觉客厅里人人都认为他们的行为有些异常和有失体统，这才觉得的确有些不成体统。他决定就这事同妻子谈一谈。

伏伦斯基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位俏丽女人的快乐闲谈，随声附和着，半真半假地给她出着各种点子。总之，立刻采用他对这类女人谈话时惯用的腔调。在他的彼得堡世界里，所有的人被分成截然相反的两类。一类是低级的：庸俗、愚蠢、可笑，他们认为一个丈夫只应同一个合法妻子共同生活，姑娘必须贞洁无瑕，女人必须有羞耻心，男人要有丈夫气概，要刚强持重，要教育孩子，要自食其力，要偿清债务，以及诸如此类的荒唐想法。这都是些可笑的老派人。另一类是堂堂正正的人，他伏伦斯基和他的朋友们都属于这一类，他们的特点是：风雅、英俊、慷慨、勇敢、乐观，沉溺于各种情欲而不会脸红，对什么事都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

她想起她曾经告诉丈夫，在彼得堡，她丈夫手下有个青年，差点儿向她求爱，但卡列宁却回答说，这类事情凡是参加社交活动的女人都会碰到，他完全相信她的稳重，绝不会让猜疑来贬低她和贬低自己。“看来没有必要讲出来吧？是的，感谢上帝，没有什么可讲的。”她自言自语着。

他一看见她，就向她走过来，嘴唇上浮起他那惯常的嘲笑，他那双疲倦的大眼睛直瞪着她，当她遇见他那执拗而疲倦的目光时，一阵不愉快的感觉揪住她的心，仿佛她原来希望看见的他不是这个样子的。特别使她吃惊的，是当她遇见他时所产生的那种对自己不满的感觉。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熟悉的感觉，也就是在对待丈夫关系上的虚情假意。她以前没有注意到这种感情，现在却十分明白而痛苦地意识到了。

凡是有感情的人能过得舒心吗

一个人要是心里不痛快，身体怎么好得了

“不，我的宝贝，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快活的舞会了。”安娜说。吉娣又在她的眼睛里看到那个没有对她开放的特殊世界，“对我来说，只是有些舞会不那么叫人难受和沉闷罢了……”

“您在舞会上怎么会感到沉闷呢？”

“我又怎么不会在舞会上感到沉闷呢？”安娜问。

吉娣发觉安娜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回答。

“因为您总是比谁都美。”

安娜容易脸红。这会儿她飞红了脸说：“第一，从来没有这回事；第二，就算是这样，对我又有什么用？”

在我快满六岁、杰姆快十岁那年，我们的夏日活动地带，也就是卡波妮的呼喊声能传到我们耳朵里的范围，是向北经过两户人家到杜博斯太太的房子，向南数三户到拉德利家的宅院。我们从来没有产生过跨越这条界线的念头，因为拉德利家住着一个身份不明的家伙，单是听人说起他的样子就足以让我们一连老实好几天，杜博斯太太则是个让人望而生畏的恶魔。

人人称赞的彼得堡上流社会的贵夫人

安娜在读小说，并且读进去了，但她不高兴读，或者说不高兴跟踪别人的生活。她自己对生活的兴趣太浓了。她读到小说中女主人公看护病人，她就渴望自己在病房里悄悄地走动；她读到国会议员发表演说，她就渴望自己去做这样的演说；她读到玛丽小姐骑马打猎，戏弄嫂子，并且以她的勇敢使大家吃惊，她就渴望自己也这样做。但她又无事可做，于是只好用她的小手玩弄光滑的小刀，勉强读下去。

艺术，无非就是艺术！它乃是使生命成为可能的壮举，是生命的诱惑者，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艺术是对抗一切要否定生命的意志的唯一最佳对抗力，最反基督教的、反佛教的、尤其是反虚无主义的。艺术是对认识者的拯救——即拯救那个见到、想见到生命的恐怖和可疑性格的人，那个悲剧式的认识者。艺术是对行为者的拯教，也就是对那个不仅见到而且正在体验、想体验生命的恐怖和可疑性格的人的拯救，对那位悲剧式的、好战的人，那位英雄的拯救。艺术是对受苦人的拯救——是通向痛苦和被希望、被神化、被圣化状态之路，痛苦变成伟大兴奋剂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