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署名流火的作者写了如下诗句：“怒吼吧，卢沟桥！我们抗战的日子已经来到。忍辱负重亦非一日，祈望和平亦非一朝，可是我们得到的是，卢沟桥头的无理取闹。如今已有二十九军的崛起，用铁血回答着敌人的横暴！听啊！杀敌的喊声起了，健儿们的鲜血正洒在北国的荒郊！”

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经历了严酷的时期（文革），后来才发现，这是中国人的通病。龙应台女士就大发感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话。她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几乎变成了个心直口快的外国人。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这是不对的。

沉默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它的价值观很简单：开口是银，沉默是金。一种文化之内，往往有一种交流信息的独特方式，甚至是特有的语言，有一些独有的信息，文化可以传播，等等。这才能叫作文化。

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张爱玲

女校长：那你知道什么是爱吗？

许念：不知道。

女校长：爱，不是一天，一个月，一年，而是一生，一世，一辈子，从相爱的那一天，直到死亡，只有死亡才能让两个人分开，少一天少一分钟，都不是爱，只有白头偕老的爱情，至死不渝的爱情，一辈子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

研究一场爱情的发生简直和探究宇宙的起源同样困难，她们是如何相爱的呢。

旭日东升的清晨，两只可爱的小鸟是如何从碧草间飞向彩云间的呢？

阳光明媚的午后，一个盛放咖啡的杯子是如何向另一个同样的杯子慢慢靠拢的呢？

细雨霏霏的黄昏，一把伞下的两个女孩，手是如何相扣，两滴雨珠怎样融为一滴的呢？

冬雪纷飞的夜里，没有电暖器和空调的小屋，冷冷的小屋，她们是如何取暖的呢？

我们知道，爱情花朵总是静悄悄的盛开。没有爱情，花朵也就不再美丽。

一株百合就是一个小小的天堂。

一株百合就是长长的一生。

研究一场爱情的发生简直和探究宇宙的起源同样困难，她们是如何相爱的呢。

一个有Sportsmanship的球员并不会在裁判员的背后，向对方的球员偷偷地打一暗拳。

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干板，然后一方面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的眼光，分出那个“獐头鼠目”，必非好人，重加呵责，逼出供状，结果好恶分辨，冤也伸了，大呼青天。

讼师改称律师，更加大字在上；打官司改称起诉；包揽是非改称法律顾问

礼治在表面看去好象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确，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的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

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己。曾子易簧

这种僵持的局面，应该看作本章一开始所说的“宪法危机”。因为僵局之不能打破，原因不在于法律。法律的问题始终没有被人提起，即皇帝如果一定要废长立幼，他并不是找不到理论上的依据。假如我们的帝国真正能够实行法治，而继承皇位这个问题又由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法庭来作出判决，那么皇帝委托律师根据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来作辩护，他是很有胜诉的可能的。

第一，常洛并不天生即具有继承大统的权利，他的几个弟弟也同样没有这种权利。因为皇帝的儿子在被册封以前统统没有名义，否则就用不着特别举行封太子或封王的典礼了。第二，立长而不立幼，只是传统的习惯而不是强制性的法规，这在永乐登极之后更为明显。他以太祖洪武皇帝第四子的身分，用“清君[...]

这样重大的事件逼得当时值日的给事中参劾申时行，参劾的措辞还十分严厉，说他“遁其辞以卖友，秘其语以误君。阳附群众请立之议，阴缓其事以为内交之计”，“陛下尚宽而不诛，高庙神灵必阴殛之”。这意思说，申时行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和卖友误君的小人，即使皇上不加处罚，洪武皇帝的神灵也会对他加以诛戮的。

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书”的教导，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约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济。要是官员们口诵经典中的词句，称自己为君子，别人为小人，在道德的掩盖下夺利争权，这就是把原则整个颠倒了。这种做法会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我们的帝国无法治理。这不必等到1620年万历的灵枢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时候才能明白，1587年申时行说的“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

这种重振道德的运动，其标榜的宗旨固然极为堂皇，但是缺少了皇帝的主持，其不能成功已在预料之内。皇帝也是人而并非神，即使他的意志被称为“圣旨”，也并不是他的判断真正高于常人。他的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传统所赋予，超过理智的范围，带有宗教性的色彩，这才使成为他的决断人间最大的权威。如果官员们承认他的决断确乎出于他自己而非出于佞幸的操纵，那么即使有欠公允，也可以使大家绝对服从。东林党当然不能具备这样的绝对权威，更何况当日两万名身穿锦袍的文官，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丧失了评定善恶的标准，仅凭这几十个自诩为品德优秀的官员，反倒能订出一个大家所承认的标准？这几十个官员尽了很大的力量，要重新建立一种能为别人所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