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多葛学派除了否认个人与宇宙有别之外，也不认为“精神”与“物质”之间有任何冲突。他们主张宇宙间只有一个大自然。这种想法被称为“一元论”(monism)，与柏拉图明显的“二元论”(du—alism)或“双重实在论”正好相反。

“犬儒主义”这些名词的意思变成是对人类真诚的轻蔑不信，暗含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的态度与行为。

安提塞尼斯曾受教于苏格拉底门下，对于苏格拉底节俭的生活方式特别有兴趣，犬儒派学者强调，真正的幸福不是建立在外在环境的优势——如丰裕的物质、强大的政治力量与健壮的身体——之上。

希腊文化的特色在于国与国、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界线泯灭了。

公元前、公元后乃是以耶稣降生的前后来区分，而事实上，基督教也是这个时期内最重要、最神秘的因素之一。

亚理斯多德似乎倾向于认为女性在某些方面并不完整。在他眼中，女性是“未完成的男人”在生育方面，女性是被动的，只能接受，而男性则是主动且多产的。亚理斯多德宣称小孩只继承男性的特质。他相信男性的精子中具有小孩所需的全部特质，女性只是土壤而已，她们接受并孕育种子，但男性则是“播种者”。或者，用亚理斯多德的话来说，男人提供“形式”，而女人则仅贡献“质料”。

像亚理斯多德这样有智慧的男人居然对两性关系有如此谬误的见解，的确令人震惊而且遗憾。但这说明了两件事：第一，亚理斯多德对妇女与儿童的生活大概没有多少实际的经验。第二，这个例子显示如果我们任由男人主宰哲学与科学的领域的话，可能发生

何等的错误。

古老的东西在岁月的流传中，总是会沾满太多复杂的东西，就如同影子，太阳下漆黑的影子看似没有生命，看似平常无奇，但是，谁又能确定它真的又无害了呢？

申时行也很清楚地看到，在他前任8个首辅中，只有李春芳和张四维可谓能全始终，其他翟銮、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和张居正6人，或遭软禁，或受刑事处分，或死后仍被追究。表面看来，所有处分出自皇帝的旨意，其实所有案件，无一不产生于文官集团中的矛盾。首辅或是在政策上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或是个性太强而引起嫉妒和仇视。技术上的争端，一经发展，就可以升级扩大而成道德问题，胜利者及失败者也就相应地被认为至善或极恶。

亚理斯多德认为，快乐有三种形式。一种是过着享乐的生活， 一种是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公民，另一种则是做一个思想家与哲学家。

接着，他强调，人要同时达到这三个标准才能找到幸福与满足。他认为任何一种形式的不平衡都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申时行记得清楚：在万历初年大家对张居正还心存钦慕，他们没有责成这个首辅舍弃旧章，创造一个新的行政系统。他们心目中的大政治家，应当以个人的声望来调和各种极端。在一般情形之下，他需要用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处理公务；但这标准只能维持到一定的限度。事态的发展逾于限度之外，则就要用恕道来原谅各人的过失。首辅的最大贡献，则在于使各种人才都能在政府中发挥长处。大才小才，庸才劣才，全部如是。对他们起感化和领导的作用，即为申时行所称的“诚意”。

亚理斯多德不时提醒我们，宇宙间必然有一位上帝推动自然界

所有的运作，因此上帝必然位于大自然层级的最顶端。

亚理斯多德猜想地球上所有的活动乃是受到各星球运转的影响。不过，这些星球必定是受到某种力量的操控才能运转。亚理斯多德称这个力量为“最初的推动者”或“上帝”。这位“最初的推动者”本身是不动的，但他却是宇宙各星球乃至自然界各种活动的“目的因”。

对于传统的柏拉图—诺斯替—基督教的道德观来说，性爱无法避免罪过的胎记，总带着生存上的负疚；如今，性感被美化、抒情化乃至神化，这两种情形都是道德专制论的。昆德拉说，“抒情的性比上世纪的抒情情感更让人好笑”。性是“模棱两可”的：既让人亢奋，又令人反感。究竟是让人亢奋，还是令人恶心，就要看个人自己的性道德观及其与谁相交了。对性事的道德感觉并没有一种客观的尺度，性道德的述词也不再是善或恶、符合还是不符合习传的道德表，而是个人身体感觉的亢奋或恶心。这就叫在相对－性中沉醉。

张居正按照过去的眼光仍然把文官集团当作行政工具，对其中最孚众望的人物不加尊敬，就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直到危机四伏之际，他才发现了这一点，并且引用佛家经义，作为自己精神上的解脱，说是：“如入火聚，得清凉门。”既能在狂燎烈焰之中有冰凝水静的感觉，则他虽尚在人间身居首辅，却已经把自己当作烈士看待了。

所有的生物(植物、动物与人类)都有能力吸收养分以生长、繁殖。所有的动物(禽兽与人类)则还有感知周遭环境以及到处移动

的能力。至于人类则更进一步有思考(或将他们感知的事物分门别类)的能力。

张居正还有一个错误，则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固然有很多官僚凭借特权，引用私人，扶植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利益。但是“四书”所揭橥的、为文官集团所标榜的宗旨，也并不全是口头禅。如导之以诚意，一些有责任感的年轻人如邹元标辈，又真能不顾一己安危荣辱，为仁民爱物的宗旨拼命。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能在存亡于肤发之间击退北方游牧民族的内犯，也能在万苦千辛中修复黄河的决堤。他们经常批评万历皇帝，其用心也未必真是“沽名卖直”，而是他们深知自我牺牲，必须得到皇帝的肯定和合作，才能使亿万百姓沾惠受益。他们之所以攻击张居正，也正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张居正的措施放弃了古圣先贤的宗旨，而是急功好利，企图以世俗的行政效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