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对高处的恐惧就体会不到高处之美

尹雪艳着实迷人。但谁也没能道出她真正迷人的地方。尹雪艳从来不爱擦胭抹粉，有时最多在嘴唇上点着些似有似无的蜜丝佛陀；尹雪艳也不爱穿红戴绿，天时炎热，一个夏天，她都混身银白，净扮的了不得。不错，尹雪艳是有一身雪白的肌肤，细挑的身材，容长的脸蛋儿配着一副俏丽甜净的眉眼子，但是这些都不是尹雪艳出奇的地方。见过尹雪艳的人都这么说，也不知是何道理，无论尹雪艳一举手、一投足，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别人伸个腰、蹙一下眉，难看，但是尹雪艳做起来，却又别有一番妩媚了。尹雪艳也不多言、不多语，紧要的场合插上几句苏州腔的上海话，又中听、又熨帖。有些荷包不足的舞客，攀不上叫尹雪艳的台子，但是他们却去百乐门坐坐，观观尹[...]

“尊贵的女士？”杰姆抬起了头，他的脸红红的，“她说了你那么多坏话，你还把她当成一位尊贵的女士？”

“她当之无愧。她对各种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也许和我的观点有很大不同……儿子，我告诉过你，假如你那次没有失去理智闯了祸，我也会让你去给她念书。我想让你从她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我想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勇敢，而不是错误地认为一个人手里拿把枪就是勇敢。勇敢就是，在你还没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注定会输，但依然义无反顾地去做，并且不管发生什么都坚持到底。一个人很少能赢，但也总会有赢的时候。杜博斯太太赢了，全凭她那九十八磅重的身躯。用她的话来说，她死得无牵无挂，不亏欠任何人，也不依赖任何东西。她是我见过的最勇[...]

这就是东野圭吾的本事

东野圭吾小说普及性之所以这么高，几乎等于畅销书保证，一个不能不提的因素，即他的作品并非只有谜团，只是卖弄诡计；一个更重要的元素，即他过人的说故事能力，以及很有温度的文字书写；身为作家，强项一堆，难怪东野的创作总是多元又量产。

《解忧杂货店》是东野圭吾二零一二年的温馨长篇，这间会帮人解忧的“浪矢杂货店”，规则是只要在晚上把写了烦恼的信丢进铁卷门上的邮件投递口，隔天就可以在店后方的牛奶箱里拿到回信。嗯，这个题材初看之时是会联想到辻村深月那部有通灵者帮人完成心愿的《使者》，满有异曲同工的味道，基本上，是属于“穿越剧”这一款，东野老师写这类故事算驾轻就熟了，如果读者曾被他之前的[...]

张居正的案件一经结束，他们立即把攻击的目标转向皇帝。在劝谏的名义下，他们批评皇帝奢侈懒惰，个人享乐至上，宠爱德妃郑氏而冷落恭妃王氏，如此等等。总而言之，他们要把他强迫纳入他们所设置的规范，而不让他的个性自由发展。另一类人物则干脆是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利用道德上的辞藻作为装饰，声称只有他们才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及力量来暴露张冯集团的本质。而张冯被劾之后在朝廷上空出来的大批职务，他们就当仁不让，安排亲友。

高拱在生前就以权术闻名于朝官之间。这一《病榻遗言》是否出自他的手笔还大可研究。即使确系他的手笔或系他的口述，其中情节的真实性也难于判断。但当日确有许多人坚信书中所述真实不虚，许多证据十分可靠。遗憾的是此书问世之时，差不多所有能够成为见证的人都已离开了尘世。

此书内容的可靠程度可以另作别论，但至少，它的出版在朝野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最后处理张居正一案的强烈催化剂。在这以后，在万历皇帝对张先生回忆之中，连勉强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敬爱也化为乌有。他发现，他和他的母后曾误信张居正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保障皇位的忠诚，而现在看来，张居正不过是出于卑鄙的动机而卖友求荣，他纯粹是一个玩弄阴谋与权术的人。

1583年春，适逢三年一度的会试。按照传统，皇帝以自己的名义亲自主持殿试，策文的题目长达500字。他询问这些与试举人，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这原因，是在于他缺乏仁民爱物的精神，还是在于他的优柔寡断？毫无疑问，这样尖锐的试题，如果不是出于皇帝自己的指示，臣下是决不敢擅拟的。

尼采否认理念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只有一个世界，即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它是永恒的生成变化。这个世界对于人来说是残酷而无意义的，所以悲观主义是真理。但是，真理并非最高的价值标准，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为了生存，我们需要用艺术的“谎言”去掩盖某些可怕的真理。“真理是丑的。我们有了艺术，依靠它我们就不致毁于真理。”这正是艺术的“形而上的美化目的”

一说起平安里，眼前就会出现那种曲折深长、藏污纳垢的弄堂。它们有时是可走穿，来到另一条马路上；还有时它们会和邻弄相通，连成一片。真是有些像网的，外地人一旦走进这种弄堂，必定迷失方向，不知会把你带到哪里。

他并没有象俗话所说的“寻找到自己”，而是寻找到一个新的灵魂，一个具有意料不到的巨大力量的灵魂。这幅画之所以能显示出这样强烈、这样独特的个性，并不只是因为它那极为大胆的简单的线条，不只是因为它的处理方法（尽管那肉体被画得带有一种强烈的、几乎可以说是奇妙的欲情），也不只是因为它给人的实体感，使你几乎奇异地感觉到那肉体的重量，而且还因为它有一种纯精神的性质，一种使你感到不安、感到新奇的精神，把你的幻想引向前所未经的路途，把你带到一个朦胧空虚的境界，那里为探索新奇的神秘只有永恒的星辰在照耀，你感到自己的灵魂一无牵挂，正经历着各种恐怖和冒险。

世界是无情的、残酷的。我们生到人世间没有人知道为了什么，我们死后没有人知道到何处去。我们必须自甘卑屈。我们必须看到冷清寂寥的美妙。在生活中我们一定不要出风头、露头角，惹起命运对我们注目。让我们去寻求那些淳朴、敦厚的人的爱情吧。他们的愚昧远比我们的知识更为可贵。让我们保持着沉默，满足于自己小小的天地，象他们一样平易温顺吧。这就是生活的智慧。”

有时候一个人的外貌同他的灵魂这么不相称，这实在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施特略夫就是这样：他心里有罗密欧的热情，却生就一副托比·培尔契爵士的形体。他的禀性仁慈、慷慨，却不断闹出笑话来：他对美的东西从心眼里喜爱，但自己却只能创造出平庸的东西；他的感情非常细腻，但举止却很粗俗。他在处理别人的事务时很有手腕，但自己的事却弄得一团糟。大自然在创造这个人的时候，在他身上揉捏了这么多相互矛盾的特点，叫他面对着令他迷惑不解的冷酷人世，这是一个多么残忍的玩笑啊。

门掩上了，堂屋里暗著，门的上端的玻璃格子里透进两方黄色的灯光，落在青砖地上。朦胧中可以看见堂屋里顺著墙高高下下堆著一排书箱，紫檀匣子，刻著绿泥款识。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著珐琅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著朱红对联，闪著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著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流苏交叉著胳膊，抱住她自己的颈项。七八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

早在娜塔莉·萨洛特写出她那部著名的文论《怀疑的时代》之前，杜拉斯就在文本中、在鲜活的写作素材中、在语言的肉体及其最深且最难进入的层面中，体验了语言表意的奥秘，体验了记忆的最深处，体验了对话的深深的根基，体验了语言被淹没了的、阴暗而秘密的美感，体验了词句之间的空间——表面上安安静静，而她却听到它的低语、喷涌与叫喊。她想要凭着自己粗暴而狂野的本能，抓住言外之意的一切喧嚣。

某种属于直觉、直观与激情的东西使她不由自主地远离正途，尽管有些时候她能够在“目光派”及其观察事物的方式中找到另一条可能的写作之道。每当她写作的时候，冲动、血肉与本能便在她的字里行间穿行。她的作品诞生于从她心中喷涌而出的呼喊，诞生于所有在她脑海中久久萦绕的呼喊声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