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考试中才能炫耀一下自己知道的信息，我总能考到一个好成绩，但这根本算不上是一种重要的能力，思维模式才是最重要的，不仅仅是把每件事情都缩小为个体的战争，还有自我的表现。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他这位赫赫有名的同乡评价甚高，他在1917年致友人的信中说： “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我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像他那么出色，因为在那些我小心翼翼，担心说错丢脸的领域，他却从容自如，表现得深思熟虑，从来都不会信口胡说。

“如果有人爱上了在这亿万颗星星中独一无二的一株花，当他看着这些星星的时候，这就足以使他感到幸福。他可以自言自语地说：‘我的那朵花就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但是如果羊吃掉了这朵花，对他来说，好象所有的星星一下子全都熄灭了一样！这难道也不重要吗？！”

究竟是不同的民族特征塑造了不同的语言特征，还是不同的语言特征塑造了不同的民族特征。

语言越是模糊，抒情的效果就越好，而说理的效果也就越差。

“我们已经证明，群体是不受推理影响的，他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起来的观念。因此，那些知道如何影响他们的演说家，总是借助于他们的感情而不是他们的理性。逻辑定律对群体不起作用。让群体相信什么，首先得搞清楚让他们兴奋的感情，并且装出自己也有这种感情的样子，然后以很低级的组合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概念去改变他们的看法。”

要我想象自己是在向许多人讲话，一定要带动起他们的情绪，至少在拟定标题的时候要有这个意识。

弗朗科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掩盖了我的真实处境，但并没有改变它，我还是无法真正融入到这个环境中。我是那种日日夜夜都在努力学习的人，那种成绩很好的学生，受到同学的欣赏和认可，但我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一种真正的高水平。我一直都会很害怕：害怕说错话，害怕语调太高，害怕衣服穿得不得体，害怕表现得猥琐，害怕自己没有真正的思想。

尽管我进步很大，但我还是担心自己不够出色，担心自己说错话，担心别人发现了我的无知，担心自己不知道众所周知的事儿

我经过了初到这个城市所经受的冲击，那就像要面对一场激烈的斗争，我经过了每场考试不安的心跳，还有每次都考满分的喜悦，我纠正自己的声音、动作还有穿衣服和走路的方式，就好像我参加了一个演戏比赛，看谁演得好。那张面具戴久了，差不多已经成了我的脸。

忽然间，我意识到了那种“差不多”的感觉。我做到了吗？我差不多做到了。我摆脱了那不勒斯，摆脱了那个破败的城区了吗？我差不多摆脱了。我有新的朋友了吗？男女都有，他们都来自知识分子家庭，比加利亚尼老师和她的孩子们还要有文化？差不多吧。经过一场又一场的考试，我获得老师的欣赏了吗？包括那些最严厉的老师？差不多。在这些“差不多”的背后，我看到了事情的真相，我感觉到了恐惧。我的恐惧就像我第一天来到比萨时的感觉，我害怕那些真正有文化的人，那些从容自在的人。

她面对的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世界；而我生活在一个安稳的世界里，一座象牙塔之中，一切都可以被预见到

她在披露人家的隐私时讲得委婉动听，妙语连珠，末了，送给那些如观众所说被剥个精光的家伙每人一瓶啤酒，请受赏者把瓶子高高举起，让大家都能看清，随后给我，奥斯卡奈洛，打了个暗号：渐强地急速擂鼓，啤酒瓶应声裂成碎片。这对于我的声音来说如同儿戏，再难的任务也不在话下。剩下的是诡计多端的上士或乳臭未干的候补军官溅满啤酒、目瞪口呆的脸——接着爆发出喝彩声，经久不息的掌声，掺入这掌声之中的是对帝国首都的一次大轰炸的噪声。

更何况心智成熟的人，大多具有超出常人的爱。爱，能使他们感受到更多的快乐、更少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