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

他相信皇帝可以明显看出国内的不和与斗争。他应该能由大臣的辞职看出公议的倾向。他一再提出反对新法的意见，然后回到本题，说皇帝行新政已失去民心，公议都反对他和现在的政府。

苏东坡劝皇帝不要用权势逼人民屈服。他再度提到恢复肉刑的传说。几百年前，政府曾以各种肉刑来惩罚罪犯，包括墨、劓、荆、宫四刑。这些不合人道的刑罚在公元前二世纪就废除了。宫刑则在公元六百年才废止。多亏苏东坡这两封信，宋朝才没有恢复酷刑。谣言一天天增加：

“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

苏东坡指出，商业痪瘫，价格高升；近自京师四周的省份，远到川蜀，谣言纷纷，民心沸腾。连山区也行酒禁。僧尼被捕，财产没收，军人和官吏的薪俸都减少了：

“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

，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纲纪，孰大于此。”

苏东坡研究比较各朝的政府制度，阐明台谏存在的理由。此处他大展策士的鸿才，内容渊博，说理有力，见解深刻：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内重。内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揆今，（我朝）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

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惜之重权者，[...]

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上不同意的原则，台谏制度就是此一原则具体的表现。苏东坡认为，好政府要靠异议的健全作用来维持。民主就根据各党异议的原则而存在。我相信苏东坡若生在现代，一定反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认为不民主。他知道盘古开天以来，没有两个人看法完全一样，除了民主就是专制。我从来没有发现一个反对民主的人在家、在国、在世界政局上不是暴君。苏东坡又说：

“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座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

在近代读者眼中，最重要的两大论点就是孟子所谓君权民授，容纳异见和批评的问题。苏东坡警告皇上，君主不是靠“神权”当道，而是靠人民的支持。要皇帝当心！

“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已然。”

但是君主若不许人自由发表意见，他怎能得到民心呢？苏东坡接着提出我认为最[...]

在广场上大批官员的注视下，俘虏被牵着进来，手脚戴有镣铐，一块开有圆孔的红布穿过头颅，遮胸盖背，被吆喝着正对午门下跪。这时，刑部尚书趋步向前，站定，然后大声朗读各个俘虏触犯天地、危害人类的罪行。读毕他又宣布，这些罪人法无可逭，请皇上批准依律押赴市曹斩首示众。皇帝答复说：“拿去！”他的天语纶音为近旁的高级武官2人传达下来，2人传4人，而后8人、16人、32人相次联声传喝，最后大汉将军320人以最大的肺活量齐声高喝“拿去”，声震屋瓦，旁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各项改革由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八年后王安石和皇帝对新政都很厌烦，彼此也不太满意，变法就惨兮兮结束了，我们不愿多谈改革的细节，只谈谈这些措施的概略。

最重大，最知名的有九项，为了方便起见我把它们归成三类。一共有三项国营企业措施，三项新税，和三项管制人民的登记制度。三项国营企业措施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利息二成实收三成（加上申请和登记费）的青苗贷款。三项新税是免役税，商税和所得税。登记制度是把人民编成十家一组的军训单位（保甲法），重新登记土地和马匹（方田均税法和保马法）。大体说来，这些措施接近现代的集体经济政策。

地主非常赚钱，他认为政府可以收取自由企业的利润，自己做生意赚钱。结论十分有力。他用的名辞也很新鲜。他要“钱平”；要平均财富，“抑兼并济贫乏”；他要阻止农人向地主借高利贷。政府可以在春耕时期借钱给农民，等收成再叫他们还钱，这是便民的伟大措施。王安石告诉皇帝，这些措施都是“富其民”；但是史籍记载，他迟疑良久之后终于决定放债，却是因为一个小官说，政府投资五十万元，每年就可赚进二十五万的利息，因为一年收成两次，每年可两度收到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利钱。

就在官员们交谈议论之际，一道圣旨已由执掌文书的宦官传到内阁，大意是：今日午间之事，实与礼部及鸿胪寺职责攸关。礼部掌拟具仪注，鸿胪寺掌领督演习。该二衙门明知午朝大典已经多年未曾举行，决无在仪注未备之时，仓卒传唤百官之理。是以其他衙门既已以讹传误，该二衙门自当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即系玩忽职守，着从尚书、寺卿以下官员各罚俸两月，并仍须查明究系何人首先讹传具奏。

礼部的调查毫无结果，于是只能回奏：当时众口相传，首先讹传者无法查明。为了使这些昏昏然的官员知所做戒，皇帝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鸿胪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

这空穴来风的午朝事件不免成为交谈议论的话题：这谣传从何而来，全体官员数以千计而均受骗上当，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笔者将不拟多作无益的辩解

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

“你所谓的财政，”司马光反驳说，“只是增加人民的税金和例费罢了。”

“不，”王安石说，“好官能增加政府的岁收，却不加重税款。”

“一派胡言！国家的财富有限，财富不是在人民手中，就是在政府手中。不管你执行什么策略，运用什么名义，只不过收集民财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和司马光意见相同，于是他的措施暂缓了一两个月。

一般人不是经济专家，只认定国家财富的两大要素就是生产与分配。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就必须增加生产或善加分配。然而在王安石的年代，既没有工业，根本不可能增加生产。于是财政鬼才只能在分配方面动脑筋。王安石志在充实国库，所谓增加国家财富就等于增加政府的岁收。王安石明显看出，自由企业制度下富商和地主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