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正地拥有自信，就不会自大。正因为有强烈的自卑感才会骄傲自大，那其实是想要故意炫耀自己很优秀。担心如果不那么做的话，就会得不到周围的认可。这完全是一种优越情结。

借助权势的力量来抬高自己的人终究是活在他人的价值观和人生之中。这是必须重点强调的地方。

例如大力宣扬自己是权力者——可以是班组领导，也可以是知名人士，其实就是在通过此种方式来显示自己是一种特别的存在。虚报履历或者过度追逐名牌服饰等也属于一种权势张扬、具有优越情结的特点。这些情况都属于“我”原本并不优秀或者并不特别。而通过把“我”和权势相结合，似乎显得“我”很优秀。这也就是“虚假优越感”。

侯卫东让郭兰去挑选组织部副部长，是为了增加其威信，对于候选人，他圈定了一个大致范围，一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选人，二是要在整治矿业秩序工作以及成沙公路建设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党委书记中选人。

人在成爲女人的時候，要先将“女人”這個範疇所背負的曆史性的厭女症姑且接受下來。如果滿足于這個範疇所指定的位置，那麽，“女人”就誕生了。可是，女性主義者，就是對那個指定位置感到不滿、對厭女症不能适應的人。所以，不存在不是從厭女症出發的女性主義者。做一個女性主義者，就意味着與厭女症的糾葛和抗争。沒有厭女症的女人（假如那種女人真的存在的話），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成爲女性主義者，有時會聽到有女人号稱“我從來沒有拘泥過自己是女人這回事”，這種說法其實應該翻譯成“我一直在回避與厭女症的正面抗争”。

對兒子來說，父親成爲母親以之爲恥的“沒出息的父親”，母親則因除了伺候那個父親以外別無出路而成爲“不滿的母親”。可是，兒子因預知自己早晚會成爲那個父親的命運而不能徹底厭惡父親，他通過與“沒出息的父親”同化而成爲“不成器的兒子”。兒子又因爲不能回應将“不滿的母親”從困境中解救出來的期待而在内心深深自責，同時，兒子還悄悄地意識到，保持“不成器的兒子”的狀态，卻又正好暗合了希望兒子不脫離自己支配圈的母親隐秘的期待。（中略）女兒雖然沒有與“沒出息的父親”同化的必要，卻也沒有像兒子那樣被給予自力掙脫“沒出息”狀态的能力和機會。女兒因爲明了前面的人生終歸不過隻是委身于一個無法自主的男人，度過如“不滿的母親”[...]

在各種表象中，“娼婦”、“未婚母親”被描繪爲“放蕩”、“輕浮”的女人，被指爲“魔女”、“惡女”。所謂“魔女”、“惡女”，就是不服從男人的控制、在性方面過剩的女人，用當今的用語說，就是“行使性的自我決定權”的女人。如果不喜歡這種用語，可以換爲“自由地使用自己的性身體的女人”。總之就是：“居然不經老子的許可！”

其實，大多數娼妓，不過是爲了金錢不得不将自己身體的性使用權暫時轉讓給男人的女人；女人成爲未婚母親，大多不過是因爲本應成爲父親的男人逃跑或否認應承擔的責任。她們中很多是父權制下的犧牲品。将原因轉嫁到被害者身上，是加害者的一貫手法。

男人們之所以被上述那種侮辱性詞彙激怒，是因爲他們自己将制造出“聖女”與“娼婦”的性雙重标準的父權制歧視意識（參見本書第三章）内化爲自己的價值觀了。男人們希望自己能歸屬于男人共同體之中，作爲“像樣的男人”的條件，他們希望正式地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女人。正因爲他們自己是歧視他人的人，所以歧視性詞彙才會讓他們那麽憤怒。

爲什麽我對“男人在爲女人的快樂而奉獻”的說法感到不快？因爲這種詭辯以主客顛倒的僞裝掩蓋了男人通過快樂來支配女性的實質所在。

在女性主義運動興起的時候，爲了掙脫男根支配，有一場“陰道高潮還是陰蒂高潮”的争論，結論早已塵埃落定。弗洛伊德說，不能達到陰道高潮的女人是成長失敗的未成熟的女人。他是在命令女人必須從陰道得到快感，這就意味着，女人隻有被男根插入方能有高潮。可是，要求女權的女人們反對弗洛伊德，宣布女人的快樂無需男根。即使更謹慎一些，也可以說，對于女人，陰道高潮與陰蒂高潮同樣重要，陰道高潮并非唯一目标。

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是男人的希望如此的妄想：男根爲将女人引入極樂世界的裝置，女人必須從男根得到快樂，女人的快樂不應該從男根之外去獲取。如果這種男根中心主義是色情制品的常規模式，那麽，春宮畫的表象，就是象征性（非實物意義）的男根支配的定型化。畫中所表達的，不是作爲一個身體部位的男性性器，而是占據男人性幻想核心的作爲符号的男根。

這與其說是對現實的解剖學意義上的男性性器的執着，不如說是幾乎達到戀物癖程度的對象征性男根的崇拜，隻有從這個角度，我們才能理解許多不解之“謎”，比如，男人對勃起障礙（ED）的恐懼，“偉哥”得到進口批準的前所未有的快速（比女性用口服避孕藥的解禁迅速得多），等等。男根崇拜，女人根[...]

對于具有“公”的性質的性行爲，所有關于社會關系的市民社會的規則都應該适用。沒有對方的同意，即使夫妻之間，“強奸罪”也可以成立；讓對方不愉快的性接近，可視爲“性騷擾”。迄今爲止，這些行爲都在“私”的名義下被封閉起來了。性關系根本不是“私”，是兩人以上的個體之間的社會關系的一種。按照麥克爾等人的說法，所謂“私”，應該完全限定在個人世界之内。

對色情制品的限制，用分級标志或過濾的手法，保護“不看不欲之物的自由”，便已足夠。人類的想象力無論多麽殘酷，表象的制作是不能去管制的，也是不管制爲好。我們知道，表象與現實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單純的反映或投射的關系，反倒具有像夢一樣的補償填充的功能。我們也許正是因爲在想象中殺過無數次人，所以才可以在現實中不去殺人。

換言之，“聖女”和“娼妓”，是壓抑女性的兩種形态，無疑都是“他者化”。“聖女”們要求“別把我當娼妓”，赤裸裸地歧視娼妓；與此同時，“娼妓”們又懷着自己養活自己的職業女人的驕傲，憫笑“行外女人”對男人的依賴和軟弱

男人爲成爲男人而實踐的同化與排除行爲，不是單獨一人能完成的。社會學學者佐藤裕在《論歧視》〔2005〕一書中尖銳地指出，“歧視需要三個人”。他的關于歧視的定義，可以稍加修改爲：歧視就是通過将一個人他者化而與共同行動的另一人同化的行爲。如果把前面的“一個人”換爲“女人”、後面的“另一人”換爲“男人”，直接就成爲對“性歧視”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