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此受苦、悲观、绝望中，个人的生命仍然可能是热情的、有意义的。这就是自由主义的生命价值观。

道德寂静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者会认为，这样的生命价值观充满矛盾、不圆满（圆融）。道德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种生命价值观虽然不是高超的，却是契合人性。人性、人生及其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本身就充满悖论。自由主义伦理是人生终究意难平的伦理，既不逃避、也不企图超越人生中的悖论，但也不是仅仅认可人生悖论根本不可解决以及人性的脆弱，而是珍惜生命悖论中爱的碎片。

生理的资质、智力和情趣，乃至心理素质和脾性，都是个体的人身资本，更不用说如今的国籍身份、财富能力和职业位置。然而，个体之间真的会有平等？基斯洛夫斯基质疑的不是经济平等或政治平等，而是个体性情上的平等。纯粹的情爱不是与人身资本不相干，而是两（性）情相悦，无论相悦是由人身资本的什么要素构成的，与平等与否不相干。寻求平等的情爱，不是纯粹的情爱。

情爱是建立在性能力的平等之上的

在社会主义的人民伦理生活中，一个人要成为自己，按自己的性情、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过日子，十分艰难。

一个人在世的生存关系同样、甚至更主要是受自己的性情支配的，个体与自身性情的关系，是更为根本的伦理元素——伦理的在体性基础。每个人的性情都是一个随机形成的价值感觉秩序，它决定了个人的生命感觉和态度，决定了一个人只能这样而不是那样生活。对这一个人来说如此轻逸的生活，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比死还不如。

每天我们都会遇上一个可以结束我们整个生命的选择，而我们都浑然不觉。我们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也不知道未来有什么样的机遇在等着我们。……在情感的范畴里，我们可以享有较大的自由，但在社会生活的范围里，我们却大大地受到机遇的主宰。有很多事我们非做不可，或者我们必须变成某种人。

在自我拯救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对自己诚实，不然的话，拯救自己就是不可能的。况且，对卡夫卡来说，真理总是自己私人的真理——个体的真理

理论上存在一种完美的幸福可能性：相信心中的不可摧毁性，但不去追求它。

第一章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胡琴咿咿呀呀拉著，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胡琴上的故事是应当由光艳的伶人来扮演的，长长的两片红胭脂夹住琼瑶鼻，唱了，笑了，袖子挡住了嘴……然而这里只有白四爷单身坐在黑沉沉的破阳台上，拉著胡琴。

正拉著，楼底下门铃响了。这在白公馆是一件稀罕事。按照从前的规矩，晚上绝对不作兴出去拜客。晚上来了客，或是平空里接到一个电报，那除非是天字第一号的紧急大事，多半是死了人。

四爷凝神听著，果然三爷三奶奶四[...]

与世俗的关系不清楚，与天堂世界的关系也不会清楚。天堂世界只有在感性（世俗）世界的对比之下，才可能显出自己的品质。

他的头发已经有些稀疏，前面的牙齿有的也脱落了，但脸上的气色非常好。他的个子不算高，不过肩膀和胳膊都很结实，黑色的三件套西装已经旧得有些走了形，但穿在他的身上却显得非常整齐。

现世生命的时间是秋天的道路，让人觉得满目凄凉。幸福是秋天道路上的阳光，给干枯树叶带来可以渴望和想象的生机。一个人必须知道什么是自己可得的幸福。如果既觉得一种生活不可忍受，又觉得另一种生活不可企及，就是一个人对幸福的想象太过分了。

谁是牢房的监管者？上帝，还是社会制度？——尼采说是上帝，福柯说是社会制度。

逐走上帝、取消社会制度，牢房就不在了？——卡夫卡说，不！没有上帝或社会制度，身体也是牢房。因为不可忍受的和不可企及的生活都是身体的世俗感觉，身体的感觉本身就是牢房。只有在既非不可忍受、亦非不可企及的生活中，身体才不是牢房。只不过，在这种生活状态中，身体已经没有了感觉。

人们憎恨旧的牢房，请求转入一个新的牢房，在那里人们将开始学会憎恨这新的牢房。

什么叫诱惑？按卡夫卡的私人理解，诱惑是人与人之间柔软、暧昧的摩擦，生发出生命中的层层雾气，比如个体的性幻想这面棱镜把雾气折射成一道道爱情彩虹。如果一个女人向一个男人要求自己的存在，或者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要求自己的存在，就会引起两个人之间柔软、暧昧的摩擦。人生在世难免摩肩擦背，恶是不可避免的——除非，像卡夫卡设想的，只向自己要求存在，恶就无从产生。这就是为什么婚姻总与恶——而非罪——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