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外，还有两个原因促使袁世凯力推模范团。

第一，如曾经看过剿办白朗起义相关电文的蔡锷所言，北洋军已不堪大用：

先后调动所有兵力的三分之二，费时近两年，械齐饷足，奖赏超乎常规，而白朗纵横出入豫、鄂、陕、甘，如履无人之境，谁说小站兵力足以威令天下？云南一个师，足够打败北洋十个师。

第二，割据一方的北洋军头已形成各自的利益集团，动不动就跟北京叫板。

二次革命时，段芝贵率第二和第六师南征。六师师长李纯打下江西后被任命为江西都督，二师师长王占元则因驻守湖北接应，什么都没捞着。

论资历，王占元比李纯老；论年纪，也比他大十来岁。心中不满，可以想见。

“还有这么一件事。第一次上美术课的时候，我说‘请大家画一面国旗’。别的孩子都在绘图纸上画了太阳旗，可您家的小姑娘却开始画军舰旗，就像《朝日新闻》上的那样。我想她既然想画这个，那就画吧。可是，她突然开始在旗的周围画上了好多穗子。那穗子就是在青年团之类的旗子上缀着那种。即便这样，我想也罢了，她可能是在哪儿看到过这种穗子吧。可就在一转眼的工夫，她把黄色的穗子一直画到了书桌上!本来，绘图纸上画了旗子，就差不多满了，没有什么地方来域穗子了。可她还是用黄色的蜡笔，哧哧地往上画穗子。穗子漫过了绘图纸，把纸拿开以后，桌子上便留下了深深的黄色锯齿痕。无论怎么擦都弄不掉。还好，锯齿痕只在三个方向有。”

一、模范团的士兵从北洋各师的下级军官中抽调；

二、模范团的下级军官从各师的中级军官中抽调；

三、用五期练成十个师的模范军官。

当时全国的北洋军合起来还不到十个师，进展顺利的话，从第二期就开始担任团长的袁克定便能另起炉灶，培植自己的势力。

除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外，还有两个原因促使袁世凯力推模范团。

第一，如曾经看过剿办白朗起义相关电文的蔡锷所言，北洋军已不堪大用：

如今经历过许多苦恼以后，我才明白我并没有什么信念，也没有什么明确的道德标准，更谈不到心灵，也谈不到理性，我在智力和精神方面的全部财富只限于一些专门知识、不完整的认识、一些对往事的不必要的记忆、一些别人的思想，如此而已，我的心理活动并不复杂，简简单单，十分平常，如同雅库特人一样。……如果我不喜欢作假，不偷东西，不杀人，总之不犯明显的大错误，那也不是由于我的信念的力量（这种信念我是没有的），而纯粹是因为我整个身心浸透了奶妈的神话和劝善的格言。虽然我认为这些东西荒诞不经，可是它们已经深入我的肉和血，尽管我没有感觉到，却一直在生活中指导我的行动。

谁知杨度冷言冷语道：“我帮忙不帮闲！”拒绝赴任。

于是，以当帝王师为毕生追求的杨度在郁郁不得志中把希望寄托到了下一代身上，成为袁克定的狗头军师。

雾中风景

1914年底，总统府军事顾问蒋百里上了一个条陈，建议在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一支模范军，给老气横秋的北洋军打打强心针。

夏寿田与袁克定立刻附议。

除了觉得提法比较高调，给改成“模范团”外（袁世凯自任团长），一切均按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倡议规划：

很快，秘书夏寿田私下里便听到总统的吐槽：“人家都说我重视北洋团体，其实我何尝有南北之见？如果南方人不反对我，何尝不能重用他们？”

未及回答，袁世凯又道：“你看，小站旧人暮气沉沉，华甫（冯国璋）要到12点以后才起床，芝泉（段祺瑞）老不过问部务，咱们北洋成了什么样的团体！”

每天下班，夏寿田都要和同门师弟杨度凑在一起密谋大事。他知道，一向坚信自己是王佐之才的杨参政是瞧不上参政院的闲差的。

早在熊希龄组阁时，杨度本来有望出任交通总长，结果在梁士诒的作梗下被周自齐顶替。只对教育、司法和农商三个俗称“冷衙门”的总长人选有话语权的熊希龄给杨度协调了一个教育总长，好言相劝老友“帮帮忙”。

袁克定亲自去迎王士珍入京，对方却以“不愿过问政治”回绝了其美意。袁克定磨了半天，最后道：“不参加政治活动可以，难道不能到北京看看我父亲吗？”

北洋之龙沉默半晌，同意了。

不久，凌驾于陆军部、海军部和参谋部之上的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成立，段祺瑞、刘冠雄、陈宧、萨镇冰、王士珍和曹锟为办事员（常委），陆军总长的权力严重缩水。

倔强的段祺瑞开始消极怠工，部务全交给徐树铮处理。

一天，袁世凯查问一件公事，段祺瑞茫然不知所答，半天才说：“容我到部查明。”

袁世凯高声道：“怎么还待查明，你的呈文不是早都送来了吗？”

除非少数天才人物，人们在年轻时对用来填充青春热情的道德理想往往并不具有鉴别能力。时代中时兴的道德理想总是充满吸引力的，没有鉴别力的年轻人以为时兴的道德理想就是自己性情的脉动。个体性情的脉动与某种道德理想的结合，其实是很偶然的。正是这种偶然性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刚愎自用的段祺瑞的确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提拔重用了许多门生故吏，使陆军部隐然成为一股势力，但忠诚的秉性决定了其永远不可能背叛袁世凯。

不过，至少有两件事让袁世凯觉得，袁克定的建议应当采纳。

一次，几度想把徐树铮从陆军部次长的位置上调离的袁世凯又向段祺瑞提出这一老生常谈，谁知段当场发飙：“很好，请总统先免我的职，随后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另一次是“二十一条”交涉时，袁世凯正焦头烂额，陆军部很不识趣地上了一道呈文，请求增加部员薪水。袁怒批八个字：稍有人心，当不出此！

河北正定。

袁克定亲自去迎王士珍入京，对方却以“不愿过问政治”回绝了其美意。袁克定磨了半天，最后道：“不参加政治活动可以，难道不能到北[...]

彼时欧战刚刚打响，德国气势方张，欲拉拢中国的威廉对袁克定说：“中国的东邻日本和西南的英国（英属殖民地印度、缅甸）都是君主立宪国，北面的俄国更是君主专制国。因此，中国实在不适合共和。如改为帝制，由令尊主持国事，则更为妥当。到时朕会全力襄助此事。”

见袁克定似有所动，曾经一即位就罢免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威廉把当年对载沣讲的那套“强干弱枝”的理论又复述了一遍。

结果，袁克定一回国就向袁世凯提出两项建议：

一、迎王士珍来京，代替段祺瑞主持军事；

二、在总统府内设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为全国最高军事机关，总统挂帅。

那是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袁家由洹上村迁居京城。一天，袁克定送袁克文到火车站后骑马返村，不慎从马背上跌落，摔成重伤。

袁世凯闻讯大惊，在咨询专家后，给家人的电报里殷殷叮嘱，说切不可乱治，“必须专信西医”。并让他们赶紧把袁克定送到天津的医院，途中缓行，由医生随同照料。

担心于氏迷信中医的他还不忘提醒五弟“切劝汝嫂，万勿固执，速同往诊治”。

其实，这封舐犊情深的家书，最具史料价值的是这句：

兄年已逾五旬，当此乱世，只此一子可支门户，讵（怎）不爱念。

一年后，落下腿疾的袁克定应德国公使之邀赴柏林治病，热情的德皇威廉二世设国宴款待。

即令如此，袁克定还是以“先人发祥之地，子孙不可出售”为由拒绝了曹汝霖。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帮袁克定谋了个馆员的身份，月薪六十元。但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很快袁克定便丢了工作，寄居在表弟张伯驹家。

即使生活潦倒到只能吃窝头，他也要戴好餐巾，用刀叉进食。每次提到袁世凯，一定尊称“先总统”，绝不辱及先人，始终保持着恍如隔世的贵族范儿。

1958年，伴着“大跃进”的喧闹，八十岁的袁克定在“家国山河半梦中”悄然离世。

临终前，他的思绪飞回到民国元年的春天……

1936年，汉奸王揖唐等在报纸上刊登声明，鼓吹“华北自治”。署名中，领衔的竟是袁克定。

事隔两天，袁克定在报上登一启事，否认与此事有任何牵连。

日本在华北的势力正迅速膨胀，袁克定此举风险极大，甚至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果然，其住宅很快便处于日人的监视之中。

北平沦陷后，投敌的曹汝霖找到袁克定，鼓动他把彰德的养寿园卖给日本人，一来能换笔可观的收入，二来也能博取日人的欢心。

事实上，北伐战争胜利后，控制了河南的冯玉祥没收了大量的袁氏财产，袁克定没有固定收入，养着一大帮下人，很快便外强中干，急需用度。

段祺瑞一生不置房产，在北京租房子住，直到袁世凯以给干女儿为名（段在原配过世后娶了袁的义女张佩蘅为妻），送了段家一栋。

房东是一个输了袁世凯四十万大洋的牌友，房子是抵押品，没给房契。大头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找到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收回房子。老段验明正身后，二话没说，带着一家子搬走了。

段祺瑞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易接近，而一旦得其信任，则终生不疑，亲如一家。个中典型便是人称“小扇子”的徐树铮。

收复外蒙的民族英雄徐树铮被视作段祺瑞的影子。他极富才干也极其骄狂，树敌众多，深为袁世凯所不喜，要不是跟了段祺瑞，估计早就被乱刀砍死，用不着日后冯玉祥出手。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荫昌让他先电奏朝廷，再做决定。段祺瑞依言而行，结果遭到痛斥。

他找到荫昌，表示感谢：“要不是你提醒，真回不了国了。”

荫昌笑道：“我也要感谢你啊。”

段问何故，回以：“你电报打过去，如果朝廷准许，我也援例行之；如不许，我亦无冒请之嫌。难道不该谢你吗？”

棋品如人品。段祺瑞虽说酷爱下棋，但棋艺不精，还输不起。一次，被11岁的棋圣吴清源杀得大败后，段祺瑞一整天都闷闷不乐；还有一次跟儿子段宏业对弈，又败，段祺瑞咆哮道：“什么都不会，就知道玩儿这个，以后有什么出息？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