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起某个仿佛梦境一般的深夜里，陈桉对她说，对你好的就是好人，对你不好的就是坏人。

小豆豆连忙说：

“要买树皮，咬一咬就知道是生病了呢，还是健康的。”

“哪里有卖的昵?”

校长先生很感兴趣地问。

“车站前面。”

小豆豆又急急地说。

“是吗?好啊，既然你想要。也给老师咬一咬啊。”

校长先生说着，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钱包，把两毛钱放在小豆豆的手心里。

“哇!谢谢您。我向妈妈要了钱，就还给您。如果我要买书的话，妈妈总是什么都不问就给我买了。可是买别的东西的时候，要问一问才给我买。不过健康树皮是大家都需要的，妈妈一定会给我买的!”

放学后，小豆豆手心里握着两毛钱，急急忙忙地向车站跑去。那个大哥哥还用同样的调子在叫卖着，小豆豆伸出手，大哥哥看到她手心里的两毛钱，高兴地笑了，说：

“真是一[...]

“谁能借给我两毛钱?”

可是，谁也没有两毛钱。在当时，只用一毛钱就能买一大盒牛奶糖，所以两毛钱尽管算不上是多大的数目，但孩子们身上却没带那么多。

这时，美代说：

“要不要我问问爸爸，或者妈妈?”

美代是校长先生的女儿，这种时候就显出她方便之处了。美代的家和学校的礼堂紧挨着，所以，美代的妈妈也总是在学校里。

午休的时候，美代跑来告诉小豆豆：

“爸爸说，可以借钱给你，不过要问问是做什么用的。”

我们吉普赛人与犹太人不同，既不感兴趣政治，也不感兴趣赚钱，只钟情自然的生活。我们吉普赛人的生活观也与道家和佛家的自然生命观不同，我们不觉得人性的欲望是什么累赘。在自然人性的欲望中忘我，是很美的人生。自然人性的生活也是一种精神。

今天，车站门口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一个年轻的大哥哥在那儿铺了一张席子，自己盘腿坐在席子上，面前高高地堆着好多树皮似的东西，好像一座小山。旁边围着五六个看热闹的人，正在看他在做什么。小豆豆也凑上前去，因为她听到大哥哥在说：

“快来看啊!快来看啊!”

大哥哥看到小豆豆站住了，开始说道：

“对人来说，健康最重要了。每天早晨起来，检查一下自己是健康呢，还是得了病，就是这些树皮的作用。每天早晨咬一咬树皮，如果觉得苦，就说明你生了病，如果不苦，就说明你很健康。只要两毛钱，就能知道有没有生病。哎，这位大叔，咬一咬试试怎么样?”

不可原谅的，并不是神父偷情，而是神父不能承当偷情的后果，做一个父亲。

故事的结尾令我心颤：玛梯尼抱着哭得死去活来的琼玛。为什么玛梯尼要抱慰琼玛的哭泣？我知道，玛梯尼爱琼玛。可是，玛梯尼抱慰的是琼玛为失去自己心爱的情人的哭泣，这等于说，玛梯尼抱慰的是为可能夺去自己所爱的人的哭泣。我突然觉得，勾魂摄魄的不是牛虻的革命经历，而是他的个人命运缠结出来的人伦纠葛：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就革命故事来说，《牛虻》没有什么惊心动魄之处，倒是他与自己的父亲和情人以及情人的情人的伦理关系令我心潮起伏。

“我今天忽然觉得自己很幸福。原来幸福这个词是需要对比的，和更惨的人对比。虽然我觉得这样不好，很阴暗，可是我必须要告诉你，通过对比感受到的幸福，才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快乐。”

此番他故伎重演，写就《共和正续解》，说当初周成王登基时因年幼不能理政，由周、召二公辅助，称为“共和政治”，由此知共和乃君主而非民主政体。

接着，“劳你宣”笔锋一转，说溥仪仍在幼冲，故袁世凯可居总统之名，行摄政王之实，等十年后再还位清帝，受封王爵……

从赵尔巽那儿收到劳乃宣的“大作”后，袁世凯一笑而过。见七十岁的老头求个官也不容易，便给了个参政院参政。

谁知刹那间便刮起阵阵阴风，国史馆编修宋育仁甚至抛出“还政清室”的谬论——不明真相的还以为大总统真的准备禅让了……

谣言越传越广，连刚刚就任国史馆馆长的王闿运，拜访徐世昌时也揶揄说政事堂少了一块匾，匾上应题“清风徐来”四个字。

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政治不能凭虚而造，参政责任极重，非富有经验者不理。

对此，朱尔典附和说：“老成持重者联翩而出，是政治稳定的吉兆。”

也是人心大乱的肇始。

以劳乃宣为代表的投机分子倾巢而出。

庚子国变时，吴桥县令劳乃宣写了篇《义和拳教民源流考》，居然“考证”出义和拳为白莲教支流，奏请朝廷取缔拳匪，名噪一时。

最后，改原都督之下的“民政长”（省长）为“巡按使”，兼管军事。当然，这必定会引起督军的反弹，但袁世凯尽量起用前清的封疆大吏为巡按使，结果军头们在情感上非但不好拒绝，还得自觉接受老领导的监督。

废督裁兵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必须，但也因此，袁世凯犯了众怒，在各地埋下了反叛的隐患。

为了配合大总统全面左转的政治立场，“相国”徐世昌掀起了一阵复古的浪潮，把中央的官职全部改回旧称，并在法制局局长顾鳌的建议下，由政事堂议决，交参政院颁行恢复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

一批有行政经验的遗老遗少被返聘回来做官，支撑民国这栋摇摇欲坠的新屋。舆论讽刺参政院有“枯木逢春之气象”，袁世凯的辩解是：

那个冰天雪地中有些小小的愤世嫉俗的少年，此刻又挂上了一脸月亮般遥不可及的笑容，和周围人寒暄着。余周周忽然想起很久前的那个故事比赛前的走廊里，也是同样的隔膜，不清不楚地就划分了界限。

他俯下身就可以拍到她的头，而她踮起脚尖，伸长双臂，也无法触及他世界的边缘。

为了化解统治危机，袁世凯着手在地方推行“军民分治”。

这既符合历代开国后偃武修文的惯例，也是黎元洪早就在湖北开展过的实验。当时，黎的笔杆子饶汉祥用骈四俪六的文章力陈唐代藩镇之祸，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切割权力，自古不易，袁世凯的措施迂回曲折。

首先，废除“都督”，改称“督军”。以前是什么都能督，现在只能督理军务；

其次，给各省督军加将军衔，在北京设将军府，由段祺瑞管理。按照袁的说法，将军既可内调北京，也能外放各省，流通自由。其实明眼人都清楚，将军府就是个坑，掉进去便出不来，只能坐冷板凳；

而且，王占元扩了权，第三师师长曹锟就必须得扩，毕竟人在清末当镇统时王只是个协统。于是，曹锟捞了个“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的头衔。

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是，对两个重要岗位上海镇守使（军分区司令，位同前清总兵、民初师长）和松江镇守使也不得不有所表示。

有兵权而无地盘的张勋不干了，给自己的“长江巡阅使”一职正名，制定了一个条例，把长江流域各省一律划入其势力范围，并呈请公布实施。

袁世凯大惊，立即批示：“长江上游已另设员警备，该使不宜过劳”，并规定张勋的巡阅范围是从安庆（安徽）到上海……

问题是王占元的反应令人费解，他把气撒到顶头上司、接替黎元洪任湖北都督的段芝贵身上，整日给领导穿小鞋。

段芝贵也不是吃素的，收集了一堆黑材料，暗中参了王占元一本。

奈何王师长情报工作搞得比较扎实，破获了段芝贵的密电，看完后气鼓鼓地打电报向袁世凯辞职。

王占元的兵跟他十几年，你批一个“同意”试试？

袁世凯一面派人到湖北调和矛盾，一面升王占元为湖北军务帮办，以平其怒。

疗效只持续了一时。

由于段芝贵频繁往来于北京和湖北，离鄂期间的工作由王占元暂代。结果“干殿下”痛苦地发现，每次回来王师长的态度都比之前更为骄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