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把李鸿藻捧上了飘飘然的神坛。

实践证明，没有人能对“捧”字免疫。而且正由于比比皆是，太过常见，反倒习焉不察。

乾隆朝才子、《随园诗话》的作者袁枚曾在翰林院当庶吉士，散官考试时吃了不通满语的亏没能留下，外放到江苏做县官。

在向自己的老师、以清正闻名的尹继善辞行时，当过两江总督的尹老师问他下去以后有什么打算。

袁枚故作为难道：“也没什么打算，就是准备了一百顶高帽子。”

李盛铎摇身一变，成了样板戏的主人公：“不如此不足以表示恪守师训，非破釜沉舟不可！”

在小滑头的撮合下，袁世凯终于见到李鸿藻，递上了自己精心措辞的《致军机大臣李鸿藻论甲午清军败因禀》。

此禀将“求官六字诀”里的“捧”“恐”“吹”运用自如，上来便是一句“太夫子大人钧鉴”。

“夫子”是不能乱叫的，但现实中很多人都在乱叫。倒不是因为吃错了药，而是没有安全感，想通过拜师寻找靠山，借机上位。

对这种亵渎师道尊严的卑劣行径，李鸿藻极其反感。于是，知趣的大头叫他“太夫子”——当我老师的老师总行了吧？

秘不外宣的跑官宝典

徐世昌先找到他在翰林院的同事李盛铎，此人是李鸿藻亲录的榜眼，对付老学究很有一套。

李盛铎早年奔走于徐桐门下，徐桐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

一次，他借住在徐家。明知徐桐对鸦片深恶痛绝，却故意在床头放置烟具，并扬言是传家之宝。

老头见了当然生气，把他叫到跟前训斥。李盛铎突然一副劳改犯面对摄像机的表情，叩头认错，又以极其夸张的动作当场将烟具砸烂，以示浪子回头。

这下轮到徐老头慌了：“何必把东西毁坏，不吸就行了。”

—句话的意义，在听者心里，常像一只陌生的猫到屋里来，声息全无，过一会儿“喵”一叫，你才发觉它的存在。

姑且不论李鸿藻同徐世昌，翁同龢与李鸿章之间的私人恩怨，李、翁二人本身和袁世凯比起来，就像两个世界的物种。

然而，为了亡清大业，别说是脸厚心黑，便是脸黑心厚，亦在所不辞。

接下来的一个月，袁世凯要将亡清之学发挥到极致。

话题回到袁世凯身上。徐世昌帮他分析了眼前的局势：要想练兵，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受国家任命。而督办军务处五个“常委”里，奕訢深居简出，接触起来有困难；奕劻资历最浅，不是干事的料。剩下三人里，李鸿藻德高望重，门生遍天下（包括张之洞）；翁同龢铁杆主战，帮光绪打造精兵的心愿比谁都强烈；荣禄是慈禧的人，向以知兵著称，后党里的行家里手。

目标已经很明确，但非常棘手。

还有比加拿大和墨西哥更友好的睦邻吗？核武器出现前还有比新大陆更安全的净土吗？

远离纷争让美国成为一座平静的试验场，试出了当时世界上最稳固的制度——民主共和，最先进的文化——法治文化。

相比之下，君主立宪国仍依赖强人政治。可强人不常有而战争常有，时势造就了俾斯麦和伊藤博文，德国与日本却最终无法摆脱二战惨败的厄运，皆因体制之病，疾在骨髓，非刮骨去毒不能治愈。

于是，徐世昌判断，20世纪能取得全球霸主地位的，只能是美国。

貌似不可思议，实则势所必然。

甲午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日本或欧洲，而徐世昌则独具慧眼地注意到大洋彼岸的美国。

这一年，美利坚的国民生产总值第一次超越大清，跃居世界第一。

大清的GDP倒并没有掺太多水，但再高也没用，不过是病怏怏的三高人群罢了。

作为一个当时政以贿成的农业国，大清的GDP就地产生就地消耗，从来不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和人民的生活品质。

美国则不然。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疆域辽阔的工业化民主制大陆国。看看远交近攻、你撕我咬的欧洲列强，再看看比《黄金三镖客》大决战时还紧张的中日俄三国，你就明白只有北美才是世外桃源。

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个半。张佩纶、徐世昌和杨士骧算三个全人，张謇只能算半个。

徐全人被老大压制，什么好处都轮不着。穷翰林们最大的好处就是外放省一级的乡试考官，只要能捞到一任，立刻盆满钵满，咸鱼翻身。

一任都当不上的徐世昌只好靠微薄的俸银生存，每逢三节，给李鸿藻送的“孝敬”不过区区二两，这又进一步导致了恶性循环……

深感苦海无边的徐世昌几番活动，谋求外放地方官，都被他堂叔以“京官虽小，机会众多”为由所阻，直到难兄难弟袁世凯敲开了他冷清的家门。

这是一次务虚的谈话，却比戊戌变法更务实。

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李鸿藻觉得徐世昌虚伪矫情，非常反感。

这个得承认，不然人最后也不可能混到民国总统的位置。

问题是县官不如现管，便是日后能当美国总统，办公室的小领导也能把你掐死在萌芽中。

平心而论，清水衙门翰林院走出过不少人才，却也培养了很多废柴。盖因我国有学问便有学问家，有学问家便有学问，同时则有研究学问家的学问，则有研究学问家的学问家……

用袁世凯的话说就是：

千百年来，文人总是奢谈仁爱王道、理学心学，殊不知专制不除，在旧有的社会形态下，即使偶有新文化的火花，也不过是刹那芳华，绝无生根发芽的可能。

故，此学彼学，终不若袁世凯用生命去演绎和阐释的亡清之学。

苦闷的大头再一次找到老大哥徐世昌。

自从1886年考中进士，徐世昌已在翰林院待了快十年。先是以庶吉士的身份观政学习，考核通过后授检讨，升编修，再升修撰。

仍然是从六品的芝麻官，还没实权，仰望天阙，真是宦海无涯。

按理说以徐世昌之足智多谋不该混得那么惨才对。要怪就怪他命不好，碰到了气场不合的领导。

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三菱公司。

就在袁世凯彷徨无计时，全国已有近千家洋行，一万名买办。他们集中在沿海和长江沿岸，隐然一股左右中国经济走向的强大力量。

到处是残垣断壁，到处是新的契机。路，要怎样从脚下延伸？

对于大头，舍弃虚名、安然富足的一生触手可及。但试问，他又怎么可能主动放弃挑战者的身份？

如果这台敲剥天下骨髓、离散天下子女的专制机器下已爬满了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袁慰庭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谁同黑暗捣乱，谁就拥有光明。

正如百年后的诗人所呐喊的那样：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唐廷枢也被李鸿章调去筹建开平煤矿，盛宣怀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督办”的宝座。

从此，督办一职由北洋大臣任免，总管招商局的人事和财务；各地分公司的总办则由股东推荐改为督办任命。

官督商办名存实亡，招商局成了北洋的私产，开始走下坡路。

盛宣怀使出吃奶的劲儿对招商局做国有化改造的同时，明治政府明智地将其最大的轮船国企长崎造船所以惊人的低价转让给了岩崎弥太郎。

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三菱公司。

席家祖孙三代始终同官场保持着不卑不亢的友好关系。席正甫和上海道袁树勋是拜把兄弟，其孙同宋子文是姻亲。这样一个矍铄的金融世家，熬过了最混乱的年代，却在1949年画上了省略号。

但也比1884年就句号了强。

三大买办齐集招商局，信心爆棚，觉得实现国企私营化不过是分分钟的事，便着手逼宫，要求国有资本退出。

这就挑战李鸿章的底线了。

在本朝做生意，官府想查你比查个房还容易。再加上徐润的人品也不是无可挑剔，曾挪用公款在上海炒房。金融危机一来，房价大跌，无力还款，盛宣怀趁机逼他将股票和房产抵押给招商局，将其扫地出门。

既然认准一条路，何必打听走多久

当然，也有人洞彻世事，死活不上贼船，这就是最后一个大买办席正甫。

中国版罗斯柴尔德席正甫常年为英国汇丰银行操盘，清政府向汇丰的借款基本由他经办。

年薪高达十万两白银，还不算各种回扣，席正甫的生活却异常低调，关于他的记载一鳞半爪。

云山雾罩中，席正甫默默地编织了一张庞大的网络，在上海的外资银行逐一渗透，形成一股可怕的席家势力。至1900年，家族资产已逾一千万两白银，相当于修建颐和园的工程总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