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类喘不过气来。——打开窗子罢！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

这小册子，由一个无名的人写的，从一家无名的店铺里出来，几天之内在大众手里传播开去，它已不再属于我了。

生在今日的人们已和生在昨日的人们离得远远了。（但生在今日的人们是否能和生在明日的离得更近？）

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我年轻的一代之外，我不知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罗兰所负的债务。表示感激的最好的方式，是施予。

买办和猎头

鉴于温州人商行天下的传统，想填满钱袋，温处道是一个绝佳的道。

李鸿章的名言“数千年未有之奇局”不单单体现于政治和外交领域。

19世纪60年代，造富产业房地产在上海出现。权力和金钱的互炒下，外滩与南京东路的地价连年翻番，甚至超过了纽约。

疯狂一时的上海彩票也把灶台边的妇女推上了街头，她们被“种一块铜板，收一两金子”的口号拖入了虚幻的梦想。

做个富贵无边、左拥右抱的太平官有何不好？人生不满百，怀他千岁忧做甚？还不如从历史的进程中抽身而去，美名骂名，一概不沾，逍遥一世，不枉此生，反正死去元知万事空……

惟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惟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惟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首先，朝议不佳。所有人都认为，日军侵朝，肇始于袁世凯的孟浪。奕訢就曾问及鸿章：

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动而成，信否？

失势的李鸿章摆手道：

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

其次，靠山倒了。从马关回来，李二先生成了头号汉奸，国人皆曰可杀。慈禧让他公款环游地球，避避风头，王文韶接替直隶总督。

大头被彻底晾着。

现成的路只剩下一条：赴浙江，任温处道。

西方国家，税收先汇入中央，再根据预算拨到地方。大清国则无比混乱，税收虽由各省征得，却因种种临时性的需要，零碎地划给底下的道府，借给平级的他省或直接上缴朝廷。

无序的分食法则既导致了惊人的浪费，又使军队这个最需要巨额经费喂养的猛兽长期处于饥饿状态。

国库羞涩使得胡燏棻的练兵雷声大雨点小。1895年3月，在汉纳根的指导下，胡在天津马厂艰难地练成了包括步、炮、马、工程四个兵种，共计十营四千七百人的“定武军”，并于当年9月移师位于天津东南六十里的原盛军驻地小站。

此时，正是袁世凯人生中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西法练兵，德籍顾问汉纳根早就向李鸿章提过。后者属意的人选显然不会是背着自己找翁同龢请托的袁世凯，而是时任广西按察使的淮系官僚胡燏（yù）棻。

胡素以谈洋务闻名于政界，曾托好友王修植代拟练兵条陈。

翰林院编修出身的王修植文思敏捷，对西方军制颇有研究，当时正受李鸿章的委派办理北洋水师学堂。

他以英国公使的练兵说帖为蓝本写了两稿，将润色好的二稿交给了胡。

胡燏棻加了一些痛斥军队百弊丛生的套话便上交督办军务处，李鸿藻看后非常激动。

冷静了片刻，他首先想到的问题便是经费。

清廷财政最大的弊端在于没有一个统一而有效的中央财政体系。

因为，对付以阴鸷文化立国的清廷，只能用慢药杀之。

还在前线办军需转运时，袁世凯便给负责后路转运的盛宣怀写了一封用心良苦的信，说我患痰喘病久矣，随溃军奔逃没有意义，道义上又难以请求退至后方，辜负相国（李鸿章）的提携。如果你能帮忙婉言请示，免去世凯的差事回后方，则不胜感激。现在战事颓唐，你要是筹到了款项，最好招募学徒、延聘教习，为将来改革军制做准备。如果认为我的话有道理，弟愿任监督，必将有以报答。

袁世凯想卸职练兵，可盛宣怀哪有力量决策此事？话显然是说给李鸿章听的。

结果被冷冷地拒绝了。

每天投书的多达几十上百，李鸿章岂能一一尽阅？对他而言这只是百分之一的闪失，对孙文来说却意味着百分之百的转变。

11月24日，夏威夷首府檀香山。

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的家中，二十多人一齐起誓：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

反清组织兴中会宣告成立，杨衢云任第一任会长。

在袁世凯看来，热兵器时代，靠搞暴动是搞不垮政府的，能倒逼其改良就算不错了。至于康有为，鼓动人心而已。意见领袖从来只有两条出路：被体制招安或被粉丝埋葬。

他要的是兵权。这是最难的，但也是最可靠的。

这显然是从不骂人、因为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孙文所瞧不上的。

1894年6月，这个广东香山人写就《上李傅相书》，跑到天津，找同乡郑观应代呈。

郑观应转递给盛宣怀，在推荐信中写道：

其说贴近现实，非狂士大言欺世者比。

盛宣怀阅后，在信封上写下“孙医生事”和“陶斋（郑观应别号）”六个字便转了出去。

结果可以想见，石沉大海。

每每此时，给人的感觉都像是一群太监聚在一起，大谈性生活对人体的危害……

太多挥刀自宫的现实，以至于盛世永不到来，危言从未过时。

读者孙家鼐进献了《盛世危言》，光绪读后大为赞赏，立刻着人印刷两千本散发给省部级高官阅看。一时间，连各个书院的考试都常以《盛世危言》里的内容为题，影响既深且巨。

由此可见，谈民主宪政，康有为大可不必犹抱琵琶半遮面。

鉴于出发点不坏，真实的原因倒也能够理解：借助孔教的民间基础哗众取宠，扩大影响。

接着笔锋一转，坚定地写道：

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

政治改革的第一条便是仿效英国设立议院。

每当触及这一核心问题时，总有一些弱智应景地跳出来，不管脑后长没长辫子，重复着永远不变且毫无新意的几个质疑。

质疑一：不符合中国国情；

质疑二：民智未开；

质疑三：开议院容易滋事，引发聚讼。

我能想到最痛苦的事，就是和这个制度一起慢慢变老

甲午战败，洋务破产，改革已是举国共识。

如果说徐继畬和张树声对议会制还停留在介绍和借鉴的层面，著名报人王韬则早在1882年就明确指出：

中国欲谋求富强，不必求取他术，只需实行议会制。

1894年，近代第一本时政类畅销书《盛世危言》刊印，很快洛阳纸贵。

常年从商的郑观应（1842—1921）洞悉时弊，在书中大胆放言，呼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并提出“实业救国”，发展民营企业，倡议“习兵战不如习商战”。